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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互联网上那些与党史相关的非理性、极端化言论，应该允许研究者尝试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引导，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对于一些相关选题，不能一概以敏感为由而禁止公开发表那些基于理性客观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否则一个后果便是造成集体失声，陷于被动，在客观上也将此阵地拱手让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类题材的党史出版物空前地多起来，党史研究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但是鉴于目前党史研究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笔者认为深化党史研究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关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史之才

　　有人认为：党史学科政治性太强，不属于纯粹的历史学，因此党史研究很难做好。对此，笔者难以苟同。 史学有两种：文化形态史学与意识形态史学。两者定位不同，功能也不同：前者目的在于求真，后者目的在于求善。但两者应该统一起来而非相互对立：意识形态史学要有说服力，必须以文化形态史学为基础；文化形态史学要发挥社会影响力，需要以意识形态史学为旨归。一般的历史研究属于文化形态史学，党史研究则属于意识形态史学。这两种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赓续至今，比如《史记》属于文化形态史学，而《汉书》则是意识形态史学。司马迁将刘邦和项羽一视同仁都列入“本纪”，而班固则将刘邦单列为“高祖本纪”，将项羽与陈胜合为“陈胜项籍传”，其意识形态意味不言而喻，但《汉书》仍是与《史记》齐名的史学名著，班固也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另一部意识形态史学巨著则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是典型的官修史书，但其史学价值与社会影响无须赘言，司马光也因此得与司马迁并称“史界两司马”。 或许有人会说：班固和司马光写的都是前朝往事，如果他们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恐怕就不行了。其实当代人写当代史照样可以出名著，远的比如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近的比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因此，意识形态史学是可以做好的，当代人撰述和研究当代史也是可以做好的，客观条件不是主要因素，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良史之才。

　　关于党史研究的任务：通究古今之变，浑融中西之迹

　　前人有言：“只读六经则不足以知经。”同样也可以说，只读党史则不足以知史。现代学科分类将中国历史人为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是为了便于历史教学与研究；但研究者如果因此而固步自封、自囿藩篱，则不利于整体把握中国历史，不利于发现历史规律。同理，将中共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是为了便于开展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但研究者如果自己画地为牢、仅见一隅，显然不利于整体把握党的历史，不利于发现党自身及其理论变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此，党史研究者应该努力贯通90余年的党史，力求形成一套理论体系或理论观点，以期能够深刻解释党90余年来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因。窃以为这应该是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三个“30年”的观点虽然多有引用，然而，毋庸讳言，从理论层面看，这种概括仍停留在描述历史现象的层面，尚未达到深入的理论阐释的层面。自胡乔木、胡绳等先辈之后，党史界虽不乏著名专家，但还没有出现具有他们那样地位的大家，或许是因为人们多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而不是像他们那样贯通历史。

　　另一个问题则是党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待和审视党史，也容易限制住自己的眼界。中学西学虽有文化特色之异，但文化作为人类群体与群体间生存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冲突，而是趋同。中学要突破自身的传统困境，也必须吸收西学之长。国外严谨学者研究党史和党的领袖人物，虽偶有隔靴搔痒之感，但他们的问题意识、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观察问题的角度，甚至其文笔都颇值得我们学习。当前历史学界的海外名家大家如余英时、许倬云等，都是通究古今、学贯中西的。窃以为培养党史大家还是要靠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还是要靠毛泽东那两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任务虽然宏大艰巨，每个人也难免都会有局限性，但每一位有使命感的研究者还是要像司马迁那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关于党史研究与实践的关系：增强历史前瞻，鼓励交流创新

　　党史研究要为实践服务，为实践提供历史借鉴。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说教而是行动指南。党史专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理论工作者应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的研究中，做出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党史研究要为资政服务，除了完成各项日常性的党史工作外，窃以为另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政方式就是为民族复兴伟业、为党的未来发展趋向提供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这样党史研究才不会只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才更具有历史前瞻性。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政治家而言，“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但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党史学者就不能仅仅“摸着石头过河”，而更应该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告诉大家“石头”在什么地方。许倬云曾说过：历史学家要看一千年。或许一千年太久，但往前看五十年总可以吧。

　　苏轼说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若非广泛吸收百家之学并加以创新，也就不会有王安石变法。同理，意识形态史学虽然创新难，但没有创新，党史研究也不可能发展进步。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但一定会引起争议，因此需要鼓励和宽容。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论述一位领袖失误的传统文化根源，有学界知名学者认为尚属客观、略有新意，特地惠书嘉勉，并推荐给某有影响力的刊物，但后来不了了之。这让人颇有“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之感。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存在诸多非理性、极端化的噪音杂音。其中很多涉及党史，特别是我们党的一些领袖人物的历史。偏激止于理性，片面止于客观。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互联网上那些与党史相关的非理性、极端化言论，应该允许研究者尝试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引导，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对于一些相关选题，不能一概以敏感为由而禁止公开发表那些基于理性客观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否则一个后果便是造成集体失声，陷于被动，在客观上也将此阵地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