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文艺品质的优良、精致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精神质感。文艺创作长期粗糙、粗俗、粗鄙化，会温水煮蛙般地牵引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能力集体无意识地下滑

　　仅有对时尚、流俗的迎合而缺乏美感的艺术，固然有可能造成暗夜临空怪叫一声的短暂吸引，但永远也不可能积淀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动产

　　本可能攀登“高峰”的作品，在“高原”甚或更低级的阶段，就被一巴掌推出，忽悠些惨淡的掌声，然后刀枪入库。这里面既有文化管理者的政绩观问题，更有作家艺术家自身的修为与定力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抗日神剧、抗日雷剧现象让文艺创作粗糙、粗俗、粗鄙化的问题受到关注。其实，又何止抗日题材存在这种问题？现实题材生吞活剥、历史题材胡编乱造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夸张的剧情，以及强加给历史人物的莫须有的“现实”荷载，并不比抗日雷剧严肃多少。

　　文艺揭示与描摹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文艺创作长期粗糙、粗俗、粗鄙化，不仅会扭曲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形象，而且还会温水煮蛙般地牵引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能力集体无意识地下滑，最终导致思维方式、生活态度、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塌陷。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号角，作为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文艺，其自身品质的优良、精致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精神质感。

　　文化之“粗”影响民族精神养料的源头供给

　　文化产品的粗糙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浮躁时代的长久沉淀。我们不停地杀鸡取卵，就不能单怪鸡怎么老是下“软壳蛋”。要保证“蛋”的必要生长期，必须从机制上为文艺创作提供保障。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生产者的自重、自珍、自爱，“蛋”未成熟，又何必急着生出来，甚至还引吭高歌呢？这种叫声，不仅是对自己生产能力与生产成绩的夸大变形，而且还会造成别的孵蛋者也心浮气躁，火急火燎，如果再被不负责任，尤其是想借此“吹大气球”者所“转基因”，岂不更是加重了整体氛围的浮躁？

　　尤其在当下，文艺仍然是普通大众获取精神文化资源的主要手段，社会制度、法治信仰等基本通识的构筑与传播，也需要通过文艺载体来实现。因此，文艺作品的粗糙、粗俗、粗鄙化，不仅关系到一个行业的从业能力、从业素质问题，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养料的源头供给问题。长期粗糙、粗俗、粗鄙化，必然带来民族性格上对是非的犹豫模糊，对感情的粗疏随意，对尊严的模棱两可，尤其是对真理、价值、信仰追求的可有可无心态。当对一切都粗放任性、大而化之甚至犬儒化时，一个民族优雅、精致、尊贵、庄严的生活形态就渐行渐远了。

　　贾岛为吟成“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诗，激动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就是说，这两句诗若没人欣赏，他就归隐故山，以度残年，再不写诗了。仍是他，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句中，到底是用“推”还是“敲”，以至弄得在驴背上神情恍惚，颠三倒四，而端直与蠢驴一道，冲撞了京官韩愈的仪仗还浑然不觉。足见文学艺术作品的提炼、榨取、“熬鹰”过程，是需要何等的苦心孤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无不透出对作品完美性的苦苦追求。正因为有这种“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磨砺精神，才有历久弥新的文化经典，才有中华民族厚重如山的精神文化不动产。

　　文艺之“粗”首要表现为语言粗疏与美的缺失

　　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相声、小品、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哪一个又不是语言的艺术呢？没有了语言的优雅、生动、精准，一切艺术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的粗糙、粗俗、粗鄙化，首先来自语言的粗疏、随意、任性。

　　一些作品，观赏半天，从语言上竟然得不到一句美的享受。作为艺术之母体的文学，好多小说现在几乎不写对话，从头到尾都是作家一人在絮叨，哪怕作品中出现几十个人，甚至上百号人，都是作家独自在“仿生”，独自鼓起腮帮子吹奏“百鸟朝凤”，乍一看，像是在创新文体，在奔向“现代”、奔向“国际化”，但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创新文体与现代不现代的问题，而是对书写人物对话的功力不逮的一种掩饰。想想也是，如果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把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刘姥姥、贾政、薛蟠、焦大的对话都一锅烩了，那《红楼梦》还是人物个性魅力四射的文学经典吗？

　　无论银幕、荧屏还是舞台，不少作品的粗糙化首先体现在台词上，不仅表达不准确，肆意注水，而且常常把无聊当有趣，把粗俗当幽默，把刻薄当才华，把油滑当智慧，把恶搞当创新。有些戏曲的唱词，连基本韵辙关都没过，就匆匆搬上舞台，曲作者以所谓“创新”把这些硬伤勉强缝合起来，胡弯乱拐，让人听起来鸡皮疙瘩骤起，不仅严重破坏了剧种的行腔美感，长此以往，也必然有损民族戏曲的基本审美品格。

　　美是艺术的最高准则，缺乏美感的艺术，固然有可能造成暗夜临空怪叫一声的短暂吸引，但永远也不可能积淀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动产。美中最美的，永远是人性中那些至爱、至善、至尊的图景，那些让我们不能不“一吟泪双流”的精致的生命化炼。这种美总是能千百年地照耀人、感动人、化育人，从而让人类历史在翻过若干页后，有一种明显的进程感。

　　《史记》创作离我们已2000多年，但那种“文质兼美”的精致创造，尤其是对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独特判断，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今天读来仍深感震撼，超越时代的思想光芒无处不见。如果没有作者生命的深切渗入，没有化炼的精度、纯度，就不可能有2000多年后仍须仰止的情感温度、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更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的“百科全书”。后世的文学、戏曲、电影、电视，无不在《史记》这眼泉源中淘洗，现在仍有300多个戏曲剧目由《史记》故事演绎而成。无论翻开《史记》哪一篇，都会为司马迁记录历史、形塑人物、描摹重大事件的创造功力拍案叫绝。因了司马迁的眼光与精神高度，他所处时代的诸多人物，甚至是一些历史地位甚微的“小人物”，都精彩绝伦地走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人物画廊，这就是一个时代记录者的伟大作用。反之，仅靠对时尚、流俗甚至流弊的迎合，对一个时代真正的生命情感、思想精神视而不见，或者即使见了，也是浅尝辄止，粗而糙之，粗而俗之，那将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家的真正悲剧。

　　精致之作需要虔敬、恒常、执着的创作态度

　　100多年前，法国一个叫薛瓦勒的乡村邮差，有天不经意被一个石头绊倒，他随手捡起这块石头，发现很美丽，就拿回家了。随后，在送信途中，他不断地捡拾各种好看的石头，久而久之，这些石头又让他产生了一个宏伟的构想：能不能建造一座美丽的石头宫殿。有了理想，又有了在旁人看来很是冒傻气的执着行动，30年后，他竟然把这件事干成了。又过了100多年，这座石头城堡已成为法国著名的旅游景点“邮差薛瓦勒之理想宫”。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创造的深刻道理：一切灵感来自生活，而一切灵感最终的艺术实现，又靠的是心灵的虔敬、行动的恒常与生命的执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文艺作品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浮躁心态下的创作尴尬与困境。这虽是一个综合考量命题，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机制、积累与创造、创新能力等问题，但在创作过程中过度“催生”，使许多作品半生不熟，皮焦里生，仓皇粗糙登场，当是重要原因。我们不能让一些本可能攀登“高峰”的作品，在“高原”阶段甚或更低级的段位，就一巴掌推出，胡乱表演一番，忽悠些惨淡的掌声，然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里面有文化管理者的政绩观问题，更有作家艺术家自身的修为与定力问题。如果仅为稿费、劳务费，仅为捞一把、火一把，就另当别论；如果心中确实有话想说，想对世道人心发言，想探寻真善美的真谛，想探索美的至高境地，想为时代留下点什么，那就需要向艺术的精细、精致掘进。

　　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粗糙、粗俗、粗鄙化，必然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面貌。“粗”一旦成为一种症候，粗不知礼，俗不知羞，鄙不知耻，再离“道”而去，丑不服美，恶不服善，斜不服正，“粗”之耻莫大焉。成为习惯的“粗”将影响到群体人格的形塑，少数国人出门旅游的不文明行为常遭人诟病，无疑与此有关。因此，去粗糙、去粗俗、去粗鄙，应当成为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

　　慢些，再慢些，蒸熟煮透后再揭锅，方有可能见精品，直至见“高峰”。（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