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人类文明史上，有时星光，有时月亮，有时萤火虫更吸引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坐过山车。1980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1990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传统”“国学”“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听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员、商人、记者乃至大学校长，将今日中国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脑推给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没有“五四”的捣蛋，中国不仅经济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独步天下。此类“宏论”之所以有市场，除了大的政治局势与文化潮流，也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们大都埋头书斋，忙着撰写高头讲章，而不屑于“争论”有关。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口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去年“五四”，我是这样答记者问的：1919年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诸多力量逐鹿中原，热血青年只在救国救民、寻求变革这一点上有共识，至于旗帜、立场、理论、路径等，完全可能南辕北辙。日后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走向了反面，今人只能感叹唏嘘，不要轻易否定。经由一代代人的钩稽与阐释，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正逐渐浮出水面；而那些阳光下的阴影，也日渐为后人所关注。如何看待林纾的捍卫古文、怎么论述《学衡》之对抗《新青年》，以及火烧赵家楼之功过得失、学潮为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五四”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还是挫折等，所有这些，不仅涉及具体人物评价，更牵涉大的历史观。这个时候，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达的历史学家，会认真倾听并妥善处理“众声喧哗”中不同声部的意义，而不至于像翻烙饼一样，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在我看来，“五四”可爱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纯粹，五彩斑斓，充满动态感与复杂性。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今年各地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看来，这既是大好事，也不无隐忧。因为，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这“热潮”戛然而止。能否坚持正常的学术论争，包括与新儒家或国学家之间，改“隔山打牛”为“打开天窗说亮话”，有担当而又不越界，是此次大规模纪念活动能否持续且深入展开的关键。以纪念《新青年》诞辰百年为开端，重新唤起民众对于“五四”的记忆，接下来的几年，只要不因触碰红线而引起激烈反弹，有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众舆论及某些具体专业（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发展，更可能重塑当代中国的精神氛围及知识版图。基于此判断，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书斋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批判与建设，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

　　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除了坚守自家学术立场，不随风摆动外，还得有进取心，直接回应各种敏感话题（包括狙击打着国学旗号的“沉渣泛起”）。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此前30年“五四话题”升降起伏的一个反省：或许，谈“五四”本就不该局限于书斋，解时代之惑乃题中应有之义。（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