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周立波在京会见外宾。张祖道摄

　　写作是讲究“规矩”的，有的是显在的，教科书上进行了长长的罗列与训诫。有的是隐含的，大家都在遵守，“日用而不知”。这些“规矩”往往被视为度量衡，对一部作品的成色和价值进行框定与确认。但总有人甘当“破坏者”，不按“规矩”出牌，成就文学另类书写的同时也在开拓文学表达新的空间。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惯有的“规矩”。周仰之写的这本《人间事都付与流风》（团结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有个副题，即《我的祖父周立波》，她在给《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立传。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往往是“端着的”，特别是直系晚辈似乎更有必要小心翼翼、深思熟虑，掰着指头悉数传主的人生点滴与事业成就，进而控诉传主遭遇的不公对待，设法藏掖、过滤“负面”，即便是偶尔涉及也试图强行“洗白”，说是“为历史正名”，总之指向明确，就是立起一个大写的人。周仰之在称呼祖父时就显示出不一般的勇气，要么是“立波”，要么是他的原名“绍仪”。称呼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写作姿态的转变。整部传记语气平和，富有强烈的谈话感，作者把自己和读者摆在同等位置，以文字营造出促膝交谈的气氛。对于祖父，周仰之是仰视的，“立波是那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得知祖父在情感上过度消耗了祖母的善意，她坦承“对他的佩服打了折扣”。对于祖父的无情无义，“我作为他的孙女真无话可说”。这样的写作体验是痛苦的，甚至备受煎熬，因为作者清醒地自白“也许我犯了春秋责备贤者的错”，但与所谓的“戏说”无关，与“解构”也不是一码事，因为事实就在那里，绕开、盲视不可取，遮蔽、粉饰更不应该，于是只得遵从写作的本初意义。这样的写作看似在破坏“规矩”，其实不过是在回到真正的“规矩”本身。通过她的笔，作家周立波是可以触摸、感知的，读者能体味到人性的复杂与多端，她以这部作品也立起了一个无限接近“真”的人。

　　写作上“犯忌”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其多重的配套。作者理工科出身，而且长期旅居海外，这又是她的首部作品，算不上文学中人。周立波的创作生涯丰富立体，与时代政治潮流有着或明或暗的牵连，他的文学活动特别是与文学界的交往掌故千头万绪，周仰之自知难以驾驭。于是她一开始就真诚地亮出底牌，告诉读者自己是“外行人”，不太懂写作的章法，“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史训练”，很遗憾“看来一辈子也不可能弄明白这件事了”，有的内容跳过吧又觉得不妥当，“有点太圆滑”，那就硬着头皮进行所谓的“研究”，不过还是不忘叮咛读者“不想看跳过去即可”，三番五次，甚至有点过头了，成了无谓的絮叨。她始终想把握好一条原则，即只谈自己知道的、自己想到的。

　　她跟随着自己的兴致走，在正常的叙事中途往往横生出枝蔓，宕开一笔，进行历史补白与生活补白，喜欢把自己摆进去，说说她的人生阅历与所见所闻，讲讲中美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谈谈她的生活感受与生命感悟，有时还跳脱出来苦口婆心地劝世、警世，甚至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女儿“强行”拉进故事里，富有间离效果。她平放写作姿态，不断地在示弱，“有小船不堪重载之感”，总是在表达歉意，很诚恳地说着“水平有限”。对于纪实类创作而言，这样的写作姿态值得赞许。毕竟现实过于的庞杂、立体、繁复，尽管下了苦功夫，花了大力气，但人可能还是逃脱不了“盲人摸象”的“魔咒”，难以掌握事实的全貌、穷究事物的本质。而且在这个时代，单向的灌输不再奏效，纪实类作家面对的是“新读者”，他们有现代思维，有媒介素养，有个性意识，有自己的视角与发现，有自己的思考与态度，你尚未就事实发言，他们或许已经知悉一二，“你若端着，我便无感”，“你谦卑一尺，我先敬一丈”。所以说，纪实类创作要敢于、善于示弱，明了自己的局限。周仰之自觉地放弃了全知全能视角，给自己找准了一个恰当的位置。于是，她的这本写给祖父的传记显得别致而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