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塑造英雄人物是文艺永恒不变的主题。这首先是因为，英雄的存在是我们生活的基本事实。在恩格斯所讲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人类命运的前行正如大河奔流，时而岸平野阔、舒缓宁静，时而高峡险滩、急湍猛浪，时而阳光和煦、婉转明媚，时而狂风暴雨、浊浪排空。在这种前行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更加深沉地继承了历史文化的精髓，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群体命运的轨迹，他们具有更加丰富的智慧和才华，更加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品格，因而他们在思想、能力、道德和创造中，较为突出地代表了社会成员的集体意愿和理想追求，他们被奉为英雄。越是宏大的事业，这种英雄就越是层出不穷地涌现，越是伟大的文明，这种英雄的存在就越是灿若繁星。

　　正因为这样，对所有的民族而言，保持对英雄的记忆，激发对英雄的情感，都是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艺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史籍对于事实的理性陈述而言，艺术中的英雄形象的独特性在于，由于经过特殊的加工和塑造，因此可以更细腻、更活泼、更立体地展现生命存在的真实形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加工和塑造，可以更加集中和纯粹地表现英雄言行的基本逻辑、人格结构和情感空间，因此表现出巨大的感染力和鼓动力。这种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艺术上所讲的“典型化”。

　　江西省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演出的话剧《生如夏花》获得了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这部话剧是近年来少有的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英雄人物主题的力作。要深刻理解这样有力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不从典型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很难达到把握作品的应有的历史和艺术深度。在笔者看来，《生如夏花》之所以能强烈地打动人心，就在于它成功地运用典型化的手法把一个现实社会的英雄典型方志敏塑造成艺术世界的英雄典型方志敏。

　　首先，作者所塑造的人物是历史、逻辑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典型。

　　塑造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真实。方志敏这样一个人物，从艰难成长的青少年，到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再到影响一方的党和军队的革命领袖，最后再成为一个被国民党俘虏的“囚犯”但仍然坚持做地下工作，直至最后牺牲。方志敏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英雄的一生。这样壮烈的人生轨迹再加上传奇的生命段落，使得方志敏自然地成为革命题材艺术作品反复选择的典型人物。

　　毫无疑问，方志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这样一个历史的结论，意味着他在人格力量、思想智慧和为人处世方面必然具有超过普通人的逻辑。他必然具有更崇高的情怀、更坚强的意志、更深刻的思想、更勇敢的行动。只有这样的逻辑，才会导向一个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出现。过去的英雄题材的人物，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塑造的。但是文艺作品如果仅仅遵循这样的观念，仅仅在通向英雄的逻辑道路上，涂抹更鲜艳的颜色，增加更强大的力度，这是完全不够的。这顶多只是观念地以更大的声音告诉观众，这的确是一个英雄。

　　《生如夏花》的作者并没有违拗这样的基本逻辑，但是却把这样的逻辑放在更加真实的现实人生的体验中，其实就是更加典型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这其实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化。作者意识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艺术中方志敏毫无疑问都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但是这样的人不能把他理解为先验地具有钢铁意志的毫无瑕疵的完人。英雄人物之所以成为英雄人物，当然和他们的主观精神世界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品格是在现实环境中不断被巩固和强化的，他们最终的英雄壮举也是在典型的现实环境中有血有肉地体现出来的。他们不能像神仙一样遇到问题，只要挥舞手中的品格和智慧的拂尘，就可以解决现实境遇的任何难题。

　　《生如夏花》中的方志敏，一开始是心灰意冷，消沉萎靡的——单单这一点在艺术舞台上就十分罕见。那个义薄云天的大英雄方志敏怎么可以这样出现？但是这样一位寄托着党和人民希望和情感的领导人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最终还是成为导致战斗失败和部队消亡的主要负责人，自己也身陷囹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方志敏越是具有崇高的情怀，越是具有高远的智慧，这样一种结局就越是让他难以面对，他就应该具有更强烈的耻辱感和挫败感。当他真的被监禁的时候，他没有灵魂的震荡是不可能的。《生如夏花》恰恰通过这样一个遭受了巨大打击的近乎垂头丧气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样的方志敏是如何站起来面对监狱里的新的考验和斗争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历程可以让他重新挺起胸脯，为自己的人生画一个惊心动魄的叹号？

　　再者，《生如夏花》呈现了复杂的典型环境。为了塑造人物的思想和品格，方志敏被放置在四个层次的典型环境中。

　　第一个层次是在囚室内，方志敏处于伏龙芝、向平、稽如风构成的红十军团领导构成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每一个人面对生死抉择都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性格。伏龙芝受过正统的苏式军事教育，对中国式的游击战争的灵活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稽如风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心直口快、敢作敢为，但是他过于依赖自己斗争阅历的经验主义倾向也有十分明显。向平，作为红十军团的党代表，个人性格中有懦弱和善变的弱点，但是他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治智慧，他长期被“左倾”激进的思想和宗派主义毒害。

　　第二个层次是在监狱中和国民党元老黄逸民的交往。黄逸民和方志敏有着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人生哲学，但是他胸怀正义，同情革命，服膺方志敏的胸襟和品格。他评价方志敏是一“个真正的傻子”，既表现出他本人不无投机倾向的人生哲学，也反映出他对方志敏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革命情怀的无限敬意。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具力度的层次，是方志敏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林寒樱的斗争和交锋。林寒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美丽动人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直接受命于国民党高层劝降方志敏，林寒樱也的确为了劝降费尽心机。方志敏所面对的林寒樱并非单面化的脸谱化的穷凶极恶的敌人，而是一个仍然有着追求和梦想，并在行为处事上懂得感恩图报的年轻人。在林寒樱身上善良与凶恶、纯洁与污浊、美丽与丑陋、阴柔与阳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为方志敏形象的多样化展示提供了条件。从剧情本身的逻辑看来，方志敏恰恰是在林寒樱的软硬兼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仍然要坚守信念、坚持操守、团结同志、挺身反抗。

　　第四个层次是该剧为方志敏的心理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场域，为方志敏的思想和情感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也使得他的英雄形象更为丰富和饱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方志敏在从林寒樱处归来的路上，有一大段和妻子、孩子、老妇、老伯、军官和战士的对话。这一段对话，一方面深情地揭示出方志敏为了革命理想抛妻舍子，当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刻内心深处对家庭的无限愧疚，深刻地揭示了方志敏的亲情观。另一方面，把方志敏的这种愧疚自然地延伸向广阔的革命历史的情感冲突和伦理冲突当中。这一大段莎士比亚式的心灵独白，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广度和思想深度。而方志敏作为中华儿女的肝胆和情怀也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生如夏花》就是这样通过典型环境塑造出方志敏的典型英雄形象。这种环境并非一一对应历史的真实，然而在主要关节和情境上却和历史真实有着深度耦合。更重要是这一环境中人物命运推进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完全一致。因此艺术中的英雄方志敏和历史现实中的英雄方志敏就如此让人信服地贴合起来。英雄的血液和呼吸，通过艺术的力量重新进入我们的躯体和灵魂，面对这样的英雄，我们不得不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