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内发的热度。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他留学时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从文章学的层面谈到“八不主义”：首先，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当时，应用文的八股化很严重，这些看法针对酸腐的古文而发，显示出胡适拯救汉语书写的愿望和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观念的外化。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胡适觉得文章应当心口一致。白话强调谈话风，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的虚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流露出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的观点，后来被不少人批评。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也有一种美。白话文被单纯地工具化时，汉语的内在审美机制被抑制了，完全把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也把其复杂性简化了。这是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

　　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觉得胡适还是改良主义，不如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其中提出了三大主义：第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自有其道理。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直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学。然而，文学有时候也是个人的，并且，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颇为复杂，具有无限种可能性。陈独秀独断主义的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当时，呼应陈独秀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钱玄同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朱希祖的观点比较平和，他认为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大褂，文言文则是绫罗绸缎。刘半农也锋芒外露，批判当时的古体诗写作“已成假诗的世界”，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认可。

　　有学者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新风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其中胡适功莫大焉，他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亦不多。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趣。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比如“新民体”，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这类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新民体”后来被五四新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一是其衔接的还是道统，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时期，六朝以来的文学溪流尚在，加之英法日诸国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自我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已经从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如同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兼具，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