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意义重大。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外国的有识之士都非常关注、高度肯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有些外国人士当时正在中国，中国人民的不屈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独立东方，顽强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白山黑水间抗联的英勇抵抗，长城抗战中大刀队的奋起反击，让日本侵略者见识到了中国人民的威武不屈。

　　1937年的欧洲已是腥风血雨。西班牙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佛朗哥叛军进逼马德里。面对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急剧膨胀，英法袖手，美国观望。在局部抗战中苦苦支撑近六年的中国，举目四顾，依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行抵抗。七七事变爆发后，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迎着日军的炮火，展开全民族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也认为，“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

　　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比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早了两年，比美国参战早了四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一直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军民在血泊中抵抗，绝不投降，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战胜法西斯的勇气和信心。

　　1942年，罗斯福说，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他对中国人民“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的斗争”表示敬佩。他还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他称赞中国人民“树立了牺牲精神的崇高榜样”。

　　当时来华外国人士对中国人民顽强抵抗的决心印象深刻。曾经访问华北前线的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一个最明显的因素，在日本人的计划里都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抵抗斗争。日本只有在中国人民放弃斗争的时候才可以取胜。但是，中国人民决心战斗下去”。埃文思·福·卡尔逊作为第一个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美国军官，曾三次和八路军一起越过日军封锁线。他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地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美国学者易劳逸说，当时“无论是空袭还是封锁都未能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想用武力压服中国、让中国人投降的做法是徒劳的。拉纳·米特认为，“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这两大政党领导下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牢牢地拖住了日军，使其不能再逞疯狂。

　　中国是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合流的最重要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都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阻止其与德意法西斯合流，以便集中精力战胜德意，然后回首东向，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筑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万里长城，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欧洲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斯福、丘吉尔都对中国抗战的战略价值有着清醒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最担心的是日本打到印度洋，同德军在中东会师。他说，“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丘吉尔也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如果日本进军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听任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东携手，对盟国的事业必然要引起无法衡量的灾难”。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主力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始终无力发动对苏作战。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过半兵力深陷中国战场，不得不放弃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的企图，苏军因此得以把30多万西伯利亚部队调往欧洲战场。斯大林十分明白中国的重要作用。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1942年到1944年，中国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作战，付出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与英美盟军一起打败缅甸日军，彻底粉碎日军占领印度并与德意法西斯合流的图谋。

　　丘吉尔称赞说，“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易劳逸认为，中国军队“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而法国只抵抗了六个星期，“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赛尔登也评价说，“中国的抗战在15年内将大约200万日军困于中国战场并予以重创，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后失败贡献非凡”。

　　1943年7月，曾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任职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在美国《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高度评价中国战场的作用。他说：“近来，在1943年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夏季到来之时，中国所取得的胜利大大加速了同盟国在军事上顺利发展的趋势。中国战场有效地配合了英美联军在欧洲战场上具有最重大意义的胜利，并且把东西方两个半球的战线更明确、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外国人士耳闻目睹中共的伟大壮举，给予极高评价。

　　高度评价中共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认为：“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他说，“在晋察冀和陕甘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适度合理的政策确实改善了农民的条件，并且显著提高了日本人破坏不甚严重的地区的生产力”。和林迈可一起在根据地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说：“我们生平再没有见过比共产党队伍更刻苦的团体。”他感觉到，根据地的人民“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被解放人民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增强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是以这样的勇气在应付着战争末期的种种困苦”。他看到，根据地的“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和平富饶的空气，甚至农民也是喜气洋洋的”。

　　美军观察组外交官雷·卢登说，“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冈瑟·斯坦因也说，中国共产党“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贪污的消灭。在边区四个月我所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共产党的说法：政府完全是廉洁的”。1944年，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到延安考察后，把国共两党的政权做了对比，“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高度评价八路军等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卡尔逊经过认真考察，认为八路军“是一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军队”，“他们是在建立一个新世界，只有他们才能挽救中国脱离日本的羁绊，才能治疗中国的社会疾病”。班威廉对八路军士兵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从1941年12月8日就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一起生活，走过一千英里路，接触过无数队伍，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喝醉酒或是不守纪律的小兵”。史迪威对共产党的军队也有很好的评价，以能做一个八路军战士为荣。他对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说：“告诉朱德，我将自豪地来到中国，扛起步枪，在他手下当一名普通士兵。”

　　高度评价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4年夏到达延安、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林迈可认为，“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不只是盟国人士，就连和八路军打过仗的日军也对八路军印象深刻。日本一桥大学教授、著名进步学者藤原彰曾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先后任小队长和中队长，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他目睹了日军一个中队被八路军全歼的过程。他说，“在八路军的游击区，日军小分队被全歼的事例多得很”，“我感到，八路军由于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所以拥有强大的抗日战斗力，从本质上说，日本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当年的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也认为，“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

　　这些外国人士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共产党人，有的甚至处于不同阵营，但他们的看法都比较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论断得到外国人士的高度肯定。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二战期间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所承受的苦难都要多，中国遭受战争的时间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长，没有中国人民对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会南下侵略更多国家。世界需要尊重与感谢中国对抗战、反法西斯作出的贡献。（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