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告别理论”的倾向。有些文学批评家虽然没有公开拒绝文学理论，却对文学理论相当忽视。有些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理论即使在口头上重视，但在实际上基本上不重视。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加强文学批评，就是增加文学批评的数量。这是本末倒置的。这不仅是当代历史碎片化的产物，而且充分暴露了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危机。有些文学批评之所以难以透彻，是因为文学批评家在理论上不彻底，提出并推销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因此，当代文学批评界只有彻底清理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才能有精准的文学批评。

　　例如有人将生命写作与历史正气二者混淆，产生了极其不良影响。本来，文学应为历史存正气。但是，不少作家在中国当代社会不平衡发展中却没有自觉抵制文学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是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有的文学批评家在诊断中国当代文学的弊病时不是严格区分弘扬历史正气的文学与宣泄人间戾气的文学，而是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这难以有效地抵制当代文学的边缘化发展趋势。

　　一些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显然，这种文学批评没有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要害。作家的才能虽然有高低大小，但只要他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就是生命的投入和耗损，就是灵魂的炼狱和提升，就不能不说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判断没有深入区分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好与坏、高尚与卑下，而是提倡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界定艺术活动，认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且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这种艺术论遭到了俄国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尖锐批判。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不“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而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这一点也是不对的。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在这种补充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还修正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任何情感都有一个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而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文学表达的对象。普列汉诺夫在把握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认为：“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有的。甚至连那些只重视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家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在这个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地指出，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还公正地指出，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因此，普列汉诺夫对艺术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作了两个深刻的规定：一是一个艺术家要看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艺术作品没有思想内容是不行的。但是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地降低。这些作品也就必然因此而受到损害。”二是艺术要表现正确的思想，“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要是被错误的思想所鼓舞，那他一定会损害自己的作品。”而“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

　　普列汉诺夫的这种文艺思想是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文艺思想的发展。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这篇战斗檄文中不但指出了当时存在两种文学，而且区分了这两种文学的内在质地和价值高下。别林斯基热情地肯定了进步文学，坚决地否定了那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与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的反动文学。1846年12月，作家果戈理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一方面否定了他以前所写的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认为那些文学作品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极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与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别林斯基并没有丝毫的姑息，而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一个曾经通过他奇妙的艺术的和深刻的真实的创作强大有力地促进俄罗斯的自觉，让俄罗斯有机会像在镜子里一样，看到了自己的伟大作家现在却带着这本书出现，他在这本书中为了基督和教会教导野蛮的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的愤怒吗？”别林斯基认为不管怎么样，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绝不会成功，不久就将被人遗忘。显然，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被人忘却绝不是缺少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而是思想反动、灵魂卑下。

　　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种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不过是历史的倒退。因此，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绝不能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而是与中国当代社会这个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世代相适应，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先进行列，勇立潮头唱大风，创造文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