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英、美学者在中国

　　鲁迅曾视泰戈尔为同道，将其看作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曾视泰戈尔为同道，认为他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是引领了中国青年精神觉醒的导师：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显然，鲁迅视泰戈尔为涓生与子君摆脱封建精神重压、追求自由恋爱的精神力量源泉之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成为世界的诗人，并将印度和东方文明传播到世界。以救亡为己任的鲁迅深为钦敬，并希望中国也能出现泰戈尔这样的人，以将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最终目的则是要让“异邦”听到中国的声音。他曾希望中国的青年们“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但实际上，当时“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泰戈尔作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代表，现在以文学让世界听到了印度的声音，显然应该成为半殖民地中国效法的榜样。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显然认为泰戈尔是真的人：说了真话，发出了真的声音，所以才感动了世界。

　　遗憾的是，鲁迅对泰戈尔的肯定未能始终如一。

　　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保泰派、反泰派和中立派。问题是：鲁迅站在哪一队列？

　　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几乎所有涉及到鲁迅与泰戈尔的文章，都无一例外视鲁迅为最清醒、最明确、最理性的泰戈尔批判者；在当时一片喧嚣的欢迎和批判声中，独有鲁迅冷眼旁观，看穿其中的虚荣与肤浅，表现出其特有的犀利和深邃。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是，鲁迅参加了北京各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活动：“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特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

　　5月8日晚，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社会各界在协和大礼堂为泰戈尔举办了一次隆重的祝寿会。当天晚上，冠盖云集，谈笑皆鸿儒，泰戈尔的生日聚会成了中外文艺界人士的盛会。鲁迅显然在被邀之列，并且显然并未拒绝，而其出席的动因，应该也不是去搅局，是慕名？为友情？为欣赏名剧？因虚荣？或为了借此与其他文艺界名流一聚？

　　1924年5月27日，鲁迅致信胡适：“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遂未再见。”

　　5月8日晚的泰戈尔祝寿大会，胡适是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辞，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鲁迅所谓“恭聆大论”，即指此。鲁迅称胡适的致辞为“大论”，应无揶揄之意。因为以胡适之名，也名副其实。

　　显然，鲁迅此时是和欢迎者站在一起的，至少泰戈尔的中国欢迎者并未视鲁迅为泰戈尔的反对者，所以才会邀请他参与盛会。

　　所以说，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对活动本身并无恶感。他即使有不快，也是针对泰戈尔的欢迎者，而并非针对泰戈尔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