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团或一个人，要走得更远，上得更高，必须拥有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要保持动力持久，就需要找到原动力。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在党的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江苏是我们党活动的重要区域。”“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用好这一精神资源，把握并抽象其精神实质是前提和关键。

　　一、中国与西方的精神世界迵然不同

　　雨花英烈精神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有强大支撑和内在逻辑：

　　第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最大的区别是精神世界。西方的政党不承担为社会建构精神大厦的责任，甚至不向党的成员提出法律之外的政治和思想要求。美国总统上任宣誓，是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支持理念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社会行为由法来规范，精神世界由上帝解决。罗马教皇方济各访问美国，奥巴马率众到机场迎接，这是所有政治领导人不可能得到的礼遇。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把宗教信仰引入党内，革命阶段为了动员群众，还要打破宗教的宿命观，所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因此，共产党必须承担管理社会的责任，并且还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以解决集团内成员，乃至社会大众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归宿，这就是反复强调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信念的根本原因。

　　第二，中国共产党较西方政党拥有更丰富的精神资源。西方的政党政治采取的是议会道路，通过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既然没有流血牺牲，也便不会产生高尚的精神，所以西方政党竞选从不谈自己比其他政党伟大，西方的政治观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群政客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的博弈，既然是利益博弈，更强调政治伦理规则，而不是道义力量，所以他们一般不要求党员牺牲奉献，包括国家领导人也不进行自我道德标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认定这种行为是高尚的，又因为这个过程需要付出大量鲜血和生命，因而生成高尚和神圣，进而在治党治国上也高度依赖牺牲精神。然而，进入执政阶段，已经没有或很少需要流血牺牲的情况下，神圣感只能从历史中寻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更重视自己革命史的原因所在。

　　第三，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精神系统或精神抽象物各有鲜明特征。西方社会也树立了大量的精神载体，这些载体一般是建筑于民族或国家成长过程中发挥过独特作用的人和事，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自由女神，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等，都是美国精神的载体，大量载体共同构成美国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念。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精神载体多蕴涵着“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博爱”等价值元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其因为没有革命和反革命的评价尺度，所以，只要有利于表征国家精神的人物与事件都可纳入其中，且不会因政治生态的变化由褒而贬，或由贬而褒。我们显然不是这样，主流精神的构成及其载体都必须满足政治评价标准，只有充分反映党的价值观和“革命性”才可纳入。缘此，每一种精神载体的确立，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符合政治标准和评价尺度；二是属于时代的呼唤，吻合现实需要；三是有独特的精神品质，不能与既有的精神载体重合。

　　二、雨花英烈精神拥有独特品质

　　中国共产党创造过大量高尚的精神品质，抑或精神载体，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通过血与火的锤炼，形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比较这些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拥有哪些不可替代或独具特点的品质？概括起来讲是：“信仰坚定，永不懈怠。”尤其是烈士们坚守的信仰，较其他革命精神中的信仰，更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雨花台是革命者“殉道”的地方。因为雨花台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刑场，所以这里是死亡的代名词，进而成为革命者信仰坚定与否的终极检验场所。换言之，雨花台是革命者的断头台，在这里英勇就义的革命志士，他们是为主义而献身，所以具有“殉道”的特征。正是存在这一鲜明特征，而把一个政治集团的精神支撑或力量之源彰显出来。

　　二是雨花台英勇就义代表人物因背叛自己的阶级而显示信仰的本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代表人物施滉、许包野等，他们有一个鲜明特点是背叛自己的阶级去拯救劳苦大众。到共产党队伍中来的人都并不都是为信仰而来，更准确地讲，进来的人带着坚定信仰去拯救别人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是为了解放自己。孙中山先生把党员分为三种：首义党员、协从党员、普通党员。首义党员是为信仰而来的人，施滉、许包野就属于首义党员，也就是拥有坚定的信仰，为拯救别人而不惜牺牲自己，他们通过自己的坚定和坚守彰显出共产主义信仰蕴涵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是雨花烈士精神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所有精神，纯洁度更高，牺牲精神更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创造的精神都富含牺牲奉献的品质，但在程度上存在差异。因为，精神的承载者要么本身就是一个集团，要么以集团为依靠，这一点十分重要，甚至可以看作一种评价尺度。对于单个人来讲，精神力量的强大与否，除了信仰信念，很重要的是具有依赖性和精神抚慰性，特殊情况下也存在着强制性，雨花台牺牲烈士大多战斗在白区，没有直接依靠的力量，他们具有孤胆英雄的特征，没有依托和依靠的牺牲，必定有更坚强的精神世界。

　　三、雨花烈士精神内含共产党的原动力

　　在国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今天，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内核与支撑的精神大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避免精神蜕变，这已经成为当下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一定意义上，雨花烈士精神中就蕴含着共产党的精神原动力，因而需要深入研究，有效利用。

　　第一，确立雨花精神具有强化和引领党内成员乃至社会大众的作用。当下中国，不管是党的集团还是社会大众，都存在着严重的精神虚无和信仰缺失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无以提升执政能力，民族无以走出更远，遑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看到问题的要害，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十分重视信仰信念问题。他在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2015年上半年又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直接针对雨花烈士精神的指示，更反映出引导人们追寻精神之源的意图。虽然我们不能复制革命先烈的精神世界，但从他们身上弄清信仰的本质、路径，意义已经显著。

　　第二，确立雨花精神可以拓展革命史追问。探究雨花烈士的精神品质和源泉，原本就是党组织为集团内的成员提供精神净化的“伊甸园”，同时提供思想空间和认识路径。我们经常讨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一个政党合法性来自多个方面，至少一个方面是“从哪里来”。比如，窃取与拚搏，为集团利益与为大众利益，帮会式维系与信仰信念维系，其间差异巨大。中国共产党属于后者不成问题，但“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当代人对历史并不清楚，加上各种思潮涌动，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很重要的是追寻，通过追根溯源，厘清源流，以求引领价值观。

　　第三，确立雨花烈士精神还可以起到突破理论瓶颈的作用。当下出现了严重的置疑共产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的现象，置疑者中除个别“异见人士”，绝大多数人是因疑惑所致。因为我们的理论滞后已经和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其中三个方面更为关键：一是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瓦解了支撑信仰必须的神圣感。革命有流血牺牲，因此而产生神圣感，进而强化信仰，执政没有或较少出现牺牲，因此影响到信仰。二是利益关系发生变化而异化精神追求。检验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精神境界的高下，根本在于利益予夺，革命时期党和其领导的军队牺牲自己为人民谋利益，根源于信仰信念和性质宗旨，但也存在战争环境的迫使，执政后党仍然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导致信仰为利益所瓦解。三是旧有的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了的世界。信仰最重要的是有实现的路径，过去的路径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那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必须找到新路，否则共产主义必将符号化，失去吸引力，这需要理论突破。总之，当我们真正弄清雨花烈士信仰基础，也便认清与当下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突破的方式和方法，上述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