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畿辅通志》中关于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的记载（局部） 资料图片

　　古代中国大体上是政治主导型社会，皇权所在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而，围绕京城的特殊行政区域——畿辅，在文化上也展现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殊面貌。畿辅以京城为中心，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会呈现历时变化，但其所承担的诸如京官供给、京城防卫等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却始终不变。所谓畿辅文化，即指因畿辅制度而产生的文化的区域性表现形式，它是由各种要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并伴随政权的更替和代兴，在具体制度和地域的变化上又呈现出不同样貌。元明清时期，以今天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地区呈现出多民族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与文学在交流碰撞中逐渐融合的历史趋势，特点鲜明，是近世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对今天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在近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畿辅地区的多民族文化经碰撞而不断融合。元、明、清三朝，有两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民族文化融合、凝汇为大中华文化，环绕京城的畿辅更是展现这一文化形成过程的核心区之一。元代虽然始终奉行民族分化政策，但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不断内迁并笼络色目人，在中书省辖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局面。而后的明代，在封建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主导下，北直隶的民族文化融合程度有所降低。但朱棣也曾讲：“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据《明英宗实录》载，少数民族在北直隶“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及至清代，统治者实行满蒙一体、满汉一家的民族政策，直隶各民族在建筑、饮食、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相互渗透，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与汉族文人之间的交流渐成规模，如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主持乾嘉京畿文坛数十年，与大兴朱珪交游密切，所作诗文风靡一时。蒙古族和满族所代表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使崇尚道统、理性内敛的汉族文化增添了重视功利、活泼直率的因素，也使凝聚而成的中华文化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

　　不同宗教的活跃共存

　　畿辅地处皇权腹地，由于统治者的优容，元明清时期畿辅地区的宗教活动甚为活跃，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在政治中心区争夺信众，进行传教。宗教与政治关系密切，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就会呈现阶段性繁荣；反之，若与政治疏离，则会走向阶段性衰落。如，道教在元代受到优待，大批道观遍及中书省辖区。据光绪《顺天府志》载，仅大都周边就有10余座全真道观，洺水人李全祐为太一道六祖掌教，妫川人郦希诚为真大道五祖，涿州人岳德文为真大道八祖，可见道教宗派与畿辅的紧密联系。相反的例子如天主教，因罗马教廷与清政府产生礼仪之争，遭到长期禁绝。

　　寺庙作为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在畿辅地区被密集修建或翻新，也产生了众多宗教精英。如，元朝统治者崇信佛教，尤其尊崇藏传佛教，在大都城及周边兴建了数十座喇嘛庙，规模宏大，僧众甚多。汉传佛教的临济宗在元代畿辅地区得到很大发展，真定临济寺被重修扩建，赵州柏林寺成为地域佛教中心，保定、真定、顺德路佛寺也颇为集中，还出现了海云、归云等著名高僧。

　　既中心又边缘的文化夹层

　　畿辅地区地域辽阔，既包括首都核心区，也包含环状外围区，既处于全国文化中心地位，又包含文化的边缘区域，所以中心与边缘的夹层分布也是畿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近千年以来，畿辅文化在震荡中逐步走强。元代中书省所辖大都路是文化的中心区，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元前期剧作家56人中有17人籍贯为大都，其中包括成就卓著的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真定、大名、保定、彰德、大同、东平等地文化底蕴深厚，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其中也不乏杂剧名家，著名文士元好问、白朴曾长期在这一区域活动。再以科举视角观之，明代北直隶为畿辅，环绕京城，但此时江南文化崛起，北直隶的进士数量只居全国第五位，各府进士数量也多寡不均，畿辅地区的文化贡献与其政治地位不太相称，王灏《畿辅丛书》所收明人著作数量甚少，值得一提的只有赵南星、杨继盛、马中锡、鹿善继、范景文等人。及至清代，情况有所改善，畿辅地区名臣硕儒辈出，直隶进士人数（2701名）紧随江苏（2920名）、浙江（2808名）之后位居第三。《畿辅丛书》收书185种，其中100多种为清代畿辅著作。

　　畿辅文化的夹层性特征又表现在四周地区对首都核心区的众山拥脊、高低荦确。靠近都城的畿辅辖区文化繁盛，经久不衰。如，元代的大都路、明清的顺天府；都城以南的保定、真定、大名也一直保持较为发达的文化地位；但都城西、北方向却长期处于文化欠发达状态。辖域内也有一些地区变化较大，如河间府从明代开始上升为文化发达区，天津府、永平府清代中期以后异军突起。这种情况与各府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交通线路的发展有关。一般来说，处于由南向北的入京陆路、水路周边区域文化发展更好，因为这些地域更容易受到中心的辐射。

　　元明清三代的畿辅以今天京、津、冀地区为主体辖区，其文化代表着中央主体意识形态观念，直接接受皇权辐射，均有浓厚的泛政治色彩。畿辅文人的作品与时事、政治的关系紧密；与之相对，元明清时期的另一个文化中心——江南地区，吟风弄月的作品似乎更多。畿辅地区虽有边连宝、史梦兰等一批疏远政治的文人，但更多的人积极入仕，以治平天下为人生追求，如刘因、赵南星、杨继盛、梁清标、魏裔介、纪昀等。从方志编纂体例上也可看出畿辅文化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同治《畿辅通志》便收入了大量与畿辅有关的“诏谕”和御制的“宸章”（即诗、文）；光绪《承德府志》也收入了“诏谕”和大量御制“天章”。

　　畿辅文化的价值

　　将畿辅文化视为一个生命体，进而观察其内部结构和演化过程，透视其既中心又边缘的环状夹层状态，可以为理解政治文化的影响传递途径提供一个生动的模型。畿辅地区环绕首都，代表国家主体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断发展，不断辐射，亦不断吸纳、丰富自身的内涵。畿辅文化自上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和多区域文化的重要交汇区，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交流、容融的近世形态，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形成的典型范例，集中展示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是当今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前缘。所以，考察元明清畿辅文化，对于深入认识和准确理解中华文化的形成及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纵观元明清畿辅文化从中心到边缘的递减效应，可以找出规律性的影响因素。首先是南北水陆交通线周边更能有效地传导文化中心的影响力；其次是地区原有文化底蕴决定接受文化中心影响的程度；再次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容易受到文化中心的感召；最后是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也会相应改变其与文化中心的互动关系。如，出于民族政策的需要，承德在清代成了政治文化的重要舞台；沿海贸易的发展使得天津府在清代大幅提高文化地位，由边缘向中心靠拢，等等。

　　元明清已然成为历史，但畿辅文化在其间的积淀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总结，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版图的认知也尚不够完整。经过长期积累凝聚而形成的畿辅文献丰富多样，品类齐全，是研究古代中华文化发展历史过程的重要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借鉴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全面规划、建设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京津冀地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此，我们提出“畿辅学”这一以畿辅为研究对象的全新学术概念，涵盖畿辅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相信经过不断地研究努力，元明清畿辅文化的丰富价值必将得到进一步凸显。（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首席专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