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至今已逾百年，这百年来它的核心主题其实只是一个，即书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无论是启蒙文学、左翼文学，还是自由主义文学；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茅盾，还是赵树理、柳青、孙犁，以及王蒙、陈忠实、路遥、莫言、贾平凹，它（他）们无一不是关注和书写中华民族自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这一历史过程在人的生活与心灵世界中所激起的动变。那些希冀、疼痛、彷徨，所映照出的不仅是普通人的渴望与挣扎，更是中国一代乃至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梦想。

　　这“焦虑与梦想”在李连渠的长篇小说《灵魂深处》中，仅从标题便已见出：它关注的是“灵魂”，并且是灵魂的“深处”——灵魂本已在深处，何以是深处的“深处”？在这深处的“深处”，他展示或发掘了什么？

　　按内容推算，小说人物和故事的年代大致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当下，作品描述的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的人生经历。小说中的“我”、宁立本、郭于敏、石光亮、钟梅韵、苏琪，他们青年时代当知青，返城之后考大学，之后又或从政，或经商，或为学，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最晦暗的一段历史和最跌宕起伏的一段历史。当然，他们年轻时的知青生活并不是作品描写的重点，作品的描写重点是他们返城之后。也就是说，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来，而这段历史时期正是百年中国发生最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历史，它没有前一段历史的战争、大规模灾难，但却在和平、繁荣的时代表面下有着看不见的硝烟与挣扎。

　　这“硝烟与挣扎”，之于宁立本，是身在官场的格格不入与勉强调适；之于石光亮，是商业化时代物欲膨胀下的人性沦落与艰难复苏；之于郭于敏，则是更惨痛的直接性的沉沦与毁灭。他们或挣扎于理想与现实，或纠缠于情感与理智，或干脆放弃了挣扎，而随波逐流、自我放弃。在他们当中，郭于敏的“毁灭”最惨痛，作为一个出身下层却不甘下层，并通过自己的“聪明”“努力”“奋斗”至厅长的平民子弟，他的勤奋和上进最终却异化为急功近利和贪赃枉法，着实令人心痛。在这种心痛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贪婪、自负，也看到了时代对人性的煽惑与扭曲。这种“煽惑与扭曲”让我们想到《人生》中的高加林，但8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的高加林，他身上还有某种悲剧英雄色彩，而到了新世纪的郭于敏，这种悲剧英雄色彩已经消失殆尽——他的堕落没有抗争，没有挣扎，似乎只有堕落。在他身上，社会批判的意味更浓。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在小说中，宁立本和石光亮，前者身在官场却恒守赤子之心，后者曾失足却亡羊补牢悔过自新，他们似乎是寄寓了作者某种理想和愿望的。但这种“理想和愿望”还有更明显的显现，即宁立本的爷爷和“我”的恋人宁线儿。前者喜读四书五经（朱熹的《四书集注》），并谨守忠诚有义的古训教诫子孙，后者淳朴善良且以金子般的内心化解苦难与不公。他们显然是作者真正的心意所寄：传统文化、人性中本有的良善与美好。为了昭示这种“心意”，作者甚至在结尾还特地安排了一场浪漫忧伤的返乡之旅。

　　但是，当我们跟随着作者重回故乡，重回古朴的河流与土地，却会产生一种致命的困惑：这样的“故乡”真的还存在吗？百年来，我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而此刻我们还在义无反顾地往前走着——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走着走着，便走到了今天——传统早已不在，故园面目全非。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我们谈论“回归”，谈论“故乡”，我们究竟是感到了失落，还是感到了忧伤？

　　《灵魂深处》试图传递出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尤其是它所建立的根基，恐怕很难达成圆满的实现。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一部作品的问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涉及理想的时候，同样是如此。当然，可能这就是文学，它不负责为现实问题提供答案，它只是传递对新世界的理想和愿望罢了——这是它应对这一困境的方式。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