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原汉王朝与西域诸国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程。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最早、最大的国际贸易通道，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从长安（洛阳）经河南、陕西、甘肃到敦煌；中段从两关以西到葱岭以东；西段为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北非和欧洲。在这条荆棘丛生的商贸路上，洒满了无数汉朝、匈奴、西域诸国人民的鲜血和汗水，也正是在这条路上，传播了中华的文明与智慧，书写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国经济文化史上的新篇章。西域之所以与中原汉王朝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并不是真心臣服，而是觊觎中原丰富的物产资源，因此这些小国是时叛时降。究其原因，一是汉帝国远在千里之外，对他们鞭长莫及。《汉书·西域传》载：“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至乌孙，“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二是西域诸国一直受匈奴的武力威胁，对匈奴马首是瞻，不敢忤逆。《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鉴于此，西汉王朝通过遣使、征伐和设西域都护府等方式，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开发和管理，使中原与西域间的丝绸之路日益繁华。

　　一是中华文明的西传。“丝绸之路”被开辟之前，中国的称号和中国的丝绸已经远播到波斯、印度、大宛等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波斯古文献中有关于“秦”的记载，用现在的拉丁文字拼写出来就是Cin，Cinistan等。孔雀帝国开国首相乔底利耶的《政事论》里有“产生在Cina的成捆的丝”的记载。这说明中华文明早已远播到了其他国家。季羡林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输入印度了。“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就更加直接了，虽有战争和掠夺，但商路上的驼铃声不绝于耳。

　　为了巩固对西域诸国的控制，西汉政府曾在车师、渠犂等地驻军、屯垦。屯垦的劳动力主要是“戍田卒”，即是戍边的官兵。此外，汉朝还将罪犯迁徙到西域，甚至允许他们携带家眷，一起开发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的农耕、灌溉、纺织等技术迅速地传播到所开发的西域地区。在楼兰古城东北4至8公里的两处墓地中，出土了十分精美的丝毛织品，说明当地人基本上掌握了染色、提花、刺绣等技艺。考古还发现龟兹有西域历史上著名的灌溉工程“汉人渠”，长200米，宽8米，深3米。《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载，大宛国人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穿井技术。同时汉人的造纸术、铁器等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加速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除了各种技术的传入，汉朝商团还把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包括丝绸、漆器、玉器、铜器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往西域诸国。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先后出土大批蜀地生产的蜀锦。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为西域输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中原大量的精美物品，为西域诸国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西域文化的东传。在东方文明传入西域之时，西域文化也随诸国使者和商团逐渐传入东方。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西域诸国使者随汉使到汉王朝回访参观，大大增强了彼此的了解。之后，西域诸国同汉王朝的贸易往来也日益加强。如敦煌汉简记载楼兰王及其随从一起来中原就有260人，正是这样一些人为中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独特的物产。

　　从西域诸国传来的物产包括各种瓜果、蔬菜和豆类，如苜蓿、葡萄、石榴等。《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同时，西域的各种动物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原。西域的“天马”、驴、骡、牦牛、骆驼的引进，为中原的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力。为了适应商业的发展，还出现了货物交换的市场，疏勒就有商品交换的“市列”。

　　西域人的不断东迁和长期居住，带来了他们独特的饮食与服饰文化，大大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生活，有些则被京师人所效仿。《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很多西域音乐家入居中原，把胡琵琶、胡箜篌、胡笛、胡笳、胡角等乐器传入中原，对西域音乐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也传入中原。这些文化艺术的传入，丰富了中原传统的艺术风格。

　　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启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促进了西域广大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与此同时，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也给中原的汉民族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西域诸民族东迁的过程中，推进了中原与广大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汉王朝在亚洲的战略格局。（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