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执政之时，宰相王安石力主变法，为后人所熟悉。但王安石在立新法以革时弊之时并未放弃“变风俗”，并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同等重要，即“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王安石传》）。其变风正俗的关键点是去奢靡贪腐之风，而这点却为人所轻忽。

　　王安石深谙风俗之厚薄对执政根基有巨大影响。在其看来，简朴实用有助于夯实根基，而奢靡贪腐炫奇有损执政磐石。首先，奢靡使财力窘迫。若奢靡之风不加管控节制，则上行下效，不思“积之涓涓”之辛劳，但知“泄之浩浩”之挥霍，故无约束的奢靡之风必导致以有限财力供无穷之费用的死局。其次，奢靡对消费导向偏于无用巧炫。奢靡成风，好尚多变，物之使用不以实用简朴为尚，“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王安石《风俗》）。第三，奢靡导致消费的盲目攀比。士不守廉耻，民不守俭朴，维系社会稳定的价值观便会受到冲击。

　　那么，在王安石看来，风俗之厚的养成路径有哪些呢？

　　第一，京师应立崇俭尚朴之标杆。《史记》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王安石承其绪而张其意，认为“京师者风俗之枢机”（《风俗》）。“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策别课百官四》）因此，京师的好恶事关社会风俗之厚薄，应当树立俭朴清廉之风，为他方做出适宜的表率。

　　第二，培育健康的养士之道。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必然使士风波及到农风工风商风。因此，治士风也即治农风工风商风。而治士风，在王安石看来，需从“饶之以财”、“约之以礼”、 “裁之以法”三方面入手。

　　“饶之以财”，即高薪养廉。而要使其知廉耻远贪腐，需实处出招，施以完备的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若是，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应酬往来，皆能从容处对。

　　“约之以礼”，即婚丧嫁娶、服饰器用等要讲规矩。“饶之以财”，可能会使部分士人阔起来，但阔起来士人的廉耻之心未必会如影相随，有时会骄横失礼，放辟邪侈，“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上皇帝万言书》）故“约之以礼”，使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有规矩可守，秩序可循。但规矩秩序的遵守，也并非是死守条文，而是师其意而执行，“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上皇帝万言书》），量力而行与照章办事，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裁之以法”。规矩落实的重要保证。法既有“禁其末”的严惩贪吏之法，更要有“弛其本”的禁“奢靡之法”（《上皇帝万言书》）。有规有矩，才成方圆；有教不守，善恶不彰。士人自身奢靡要弱化，士人耳目所及的环境奢靡也要荡除。“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纠罚之；下至物器馔具，为之品制以节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税以困辱之。”“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风俗》），应受相应惩罚，以昭示天下。“约之以礼”，违礼者则“待之以流、杀之法”（《上皇帝万言书》）。小罪而大刑，执政者果断“裁之以法”，并非是只知律令，自绝人情，而是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防不杜，直善美的良俗不能蔚然成风。

　　第三，执政者身体力行俭朴之风。规则遵守无特区，有特区不免有折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政者能怀“至诚恳恻之心”，并身体力行，行清廉俭朴之风，则下效“上之欲而服行之”，“贵者知避上之所恶”（《上皇帝万言书》），

　　当前，有位高权重者以身试纪以身试法，窝案塌方式腐败频现，其中诱因不乏奢靡贪腐。习近平总书记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说警示官员，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而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论述可以说是“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思想的延伸。风俗之厚薄关乎国家存亡之长久的传统思想，士人随朝代兴亡而开出具有反省意味的因应举措，值得我们很好地传承。（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