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安徽文化研究也呈现出日益活跃的态势。在安徽文化的概念界定、区域划分、变迁轨迹、地域特征等问题的讨论上，学界已达成许多共识，但也存在一些分歧。 “皖文化”是安徽文化较为通用的简称，也有将安徽文化简称为“徽文化”的，视徽州文化为徽文化的一部分。对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将“皖文化”还是把“徽文化”当作“安徽文化”的简称，其实都只是一个符号，并无不妥。要认识安徽的地域文化，需要了解其流变和形成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整体把握。这里略论两个问题：

　　一、安徽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从江南省中析出，独立建省。与浙江、河南、江西等地相比，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安徽建省的时间相对较迟。有鉴于此，有人认为，在明代以前，安徽未能形成具有鲜明特征、覆盖全省的皖文化，《安徽通史》即持这一看法，并不无惋惜地慨叹这是 “独特的历史遗憾”“在内地各省中绝无仅有”。其实，在进行缜密的思考后，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主要在于对安徽文化整体性与区域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以及文化认同等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偏差。

　　安徽襟江带淮，“中贯大江，北沿淮水”“雄跨东南，四渎襟其二，五岳古占其一，脉理萦带，动关数省”，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农林茶牧副渔业基地和商贾辐辏之区，号称“人文渊薮”。且不说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省各地，即以所处的祖国南北地理过渡地带而言，安徽虽未能较早成为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域，但各地之间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同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自东汉以降不断南移与变迁的轨迹一样，历史上，安徽经济和文化重心也呈现出自北向南不断南移的特征。至迟在北宋中叶以前，淮河以北地区以老庄道家思想为代表的老庄文化、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隋唐大运河横贯安徽淮北地区直达扬州的繁盛富庶景象，都有力地说明，北宋中叶以前的安徽，无论是经济重心，还是文化中心，都集于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沿淮地区甚至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誉。

　　安史之乱特别是南宋和金朝划淮为界之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造成淮河以北的皖北地区河道紊乱，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经济文化陷入衰退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与此同时，安徽江淮之间和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则呈迅猛发展和不断上升势头。僻处安徽江南山区的宣州和歙州 （宋徽宗宣和三年更歙州为徽州），借助毗邻南宋首都杭州的区位优势，抓住机遇，后来居上，出现了经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发达和科第联袂的现象，一批文化巨匠开始崛起，并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徽州在南宋后期甚至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美誉。

　　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皖中西部桐城地区，勃兴于明、鼎盛于清的桐城文派，是当时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词章、义理和考据为主张，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其作家之多、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长，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是一枝耀眼的奇葩。而在长江以南的徽州地区，以戴震等为旗手的乾嘉学派皖派学术，则倡导朴实学风，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和哲理，以崇汉反宋为特征，扛起了反对宋明理学的大旗。

　　历史上，安徽正是沿着自北向南演进和变迁的轨迹，形成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三个区域文化。对此，有人将这三个区域文化分别命名为 “淮河文化”（或“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和 “徽州文化”。但考虑到皖江文化并不能涵盖江淮之间的所有区域，有人又提出 “四大区域”文化圈的概念，即“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和“庐州文化”，认为四大文化圈合而为一，总称“安徽文化”或简称“皖文化”。

　　其实，无论是三大区域文化，还是四大区域文化圈，都不能准确概括安徽文化的全部内涵。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缘于对“区域”概念理解的偏差和区域标准划分的认识不一。所谓“区域”，指的是一个具有边界的地域空间。区域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即行政区划、流域水系和地形地势。安徽文化实际上是依据行政区划标准确定的，而皖中、皖南、皖北文化显然是结合了行政区划与地形地势两种划分标准进行的。无论是将安徽文化划分为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等三大区域文化，还是加上庐州文化，提出所谓“四大文化圈”的概念，若是从区域划分的依据和标准角度来看，都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和错误。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的“四渎”之一，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经由河南、安徽、湖北、山东、江苏而入海，即使是南宋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夺淮期间，所谓的“淮河文化”，也应包括淮河干流及其支流即淮河流域所有区域的文化，绝非安徽所独擅。安徽的“淮河文化”顶多只能算作淮河中游地区的区域文化。而用“皖江文化”来概括安徽江淮之间的文化，则将江淮之间的非皖江流域排除在外，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安徽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尽管可以 “徽州文化”为代表，但宣城梅氏家学、泾县包安吴经世之学，则无法容于其中，何况宣城、池州等地区也是皖江流域之当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广义上的安徽文化应是生活在安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并绵延至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之总和。狭义上的安徽文化，则是指历史上安徽人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它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底蕴厚重，并按历史发展的时空序列，重心呈现出自北向南不断转移的趋势。安徽文化的三大区域，准确地说，应当根据其区域的特征，将其科学地界定为 “皖北文化”、“皖中文化”和“皖南文化”。安徽文化亦可相应简称“皖文化”或“徽文化”。

　　二、安徽三大区域文化的关系

　　安徽的三大区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彼此孤立、毫无关联的。相反，无论是古代、近代乃至当下，三大区域文化之间总是保持着相互依存、彼此交融的内在联系，并互相渗透，共同发展，从而构成了整体的安徽文化。

　　且不说安徽淮河与长江两岸之间的文化是彼此相通、互为依存的，即使是安徽与江苏两省之间，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与人员交往与互动也是经常发生、无法分割的。对此，梁启超曾指出“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在前清乡科，同试一闱，事实上，盖为不可分之一文化区域也。 ”既然跨省区域之间的文化都难以分割，一省之内的区域文化当然也就没有完全分割之理由。

　　至于安徽建省之前的三大区域文化之间有无内在逻辑联系，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或相关地区的发展，其中人员特别是不同区域精英人物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就直接促进了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皖南地区产铜，皖北、皖中与皖南地区之间，围绕青铜的运输与铜器制造所展开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即十分频繁。三国时期，来自皖西北的曹操集团在江淮之间的屯田，与孙吴的交战，以及对皖南黟、歙地区山越的征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安徽三大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元末明初朱元璋淮右群雄，从皖北、皖中到皖南地区的角逐，朱元璋与徽州儒士唐仲实之间的“龙兴独对”，接受朱枫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都是不同区域文化渗透与交融的直接表现。明清时期，遍布安徽乃至全国各地、创造了“无徽不成镇”财富神话的徽商，更是将安徽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阶段。

　　当然，安徽不同区域的文化在交流中，因观念、行为和利益等因素而导致的碰撞、对立甚至冲突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清代嘉庆年间徽商在六安建立会馆时，即因利益的冲突而引发与当地士绅的官司之讼。其实，正是这种观念冲突与碰撞的最终消解，才使得不同观念和利益实现了一种深层次的交流与渗透。

　　勤劳勇敢的安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以皖北、皖中和皖南三个有机联系的地域空间为舞台，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商人等。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安徽各个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也曾经历过艰难曲折，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但三大区域文化之间的互相依存、彼此渗透、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始终是推动安徽文化发展的动力。三大区域间的人民彼此互动，共同谱写了安徽文化的灿烂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