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在选择坚守还是寻求突破中颇为摇摆不定。换言之，究竟是站在当下、立足乡土，还是跳出本民族的文化场域，寻求更为广阔的个人空间，成了许多民族作家首先面临的现实选择；也是一些民族作家反复调整创作姿态，却仍然无法找到自身立场和发展策略之尴尬所在。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谱系。这个谱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之间如何兼容，是每一个民族作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仅仅把作品的受众对准本民族，其作品的影响范围势必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内，失去更为广阔的传播性和影响力，而如果从本民族的文化中跳出来，抹去民族底色和背景，在形式与内容上淡化本民族，甚至与本民族割裂，失去与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实质性联系，虽然可能打开普通读者习惯性的接受通道，作品的特色和优势也将因之失去。

　　毋庸讳言，和汉语言文学的主导地位相比，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化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在文学上，中心与边缘并没有截然的分野，边缘并不意味着弱势，中心也不意味着强悍。对于作家来说，现实生活中的偏远一隅或许永远处于边缘的位置，却并不妨碍它成为文学意义上的中心，这是文学的特性，也是文学的伦理。放眼世界，相对于欧美白人而言，非洲黑人和拉丁美洲民族在政治、经济中显然处于劣势和边缘地带，但他们的文学与欧美白人文学相比毫不逊色。不过，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认识到文学的这种内在支配规则和生态规律，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在文学的土壤里耕耘多年之后，走向自己熟悉的园地，用柔软的笔触绽放坚韧的生命之光，展示文学的强大魅力。于是，一些作家，甚至是颇有成就的作家遗憾地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原点，义无反顾地走向视觉熟悉却与心灵隔膜的暧昧地带，踟蹰于不知所以的迷茫之中。比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余华的《兄弟》、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秧歌》和《小团圆》等。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出色作家都把乡村当作他们的精神原点和心灵田园，鲁迅一写作就是回到江南小镇，莫言小说的故事背景大多在山东高密。唯独张爱玲是个异数，她对上海都市的描写到位而传神，叙述的针脚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和咖啡吧随意游走，似乎不经意间就缝制出绚丽华彩的文学图案，但是离开了都市，张爱玲的叙述就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无节制的泥泞之中。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中心和边缘、民族和国家主题文化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精神抵牾。湘西作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比如，从湘西走出来的土家族作家彭学明，他以《湘西女人》《祖先歌舞》和《娘》等湘西为题材的散文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湘西成为彭学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创作母题。鲜明的地域标签说明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同时也成为他人指陈其题材单一的口实，因此作家容易产生挑战其他写作领域（例如《雅安》等）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作家突破自我的潜在动力和心理趋向，事实证明这些作品并不成功。

　　因而，在书写原乡时，民族作家需要展现自己的创作优势。彭学明无论表现湘西的山、水、女人、风俗，都能写得独到而神韵十足，但他的笔触一旦离开湘西，灵性也随之消失，对彭学明而言，这是一种警醒。因为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毕竟不多，而且沈从文的两套笔墨之间也是不平衡的，沈从文的标志性意义仍然是以湘西为精神背景的作品，无论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边城》《长河》，还是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湘西》《湘行散记》都是如此。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自留地”，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高邮，都是作家的精神之乡。所以，原乡乃是作家精神上的原点。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精神庇护所，这是民族文学作家精神立场的所在。

　　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中国文学的湘西书写。作为一个极具地域性特色的群体，当代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持续繁荣，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自己精神原点的清醒认知。著名画家黄永玉最近在《收获》杂志连载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再次把文坛的焦点聚集在湘西。小说以大开大合的叙述风格、宽广的精神内涵、奇异的民族习俗，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的真实景象。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的作家如孙健忠、石太瑞、蔡测海、彭学明、张心平、吴雪恼等，作品都以湘西为背景，构成了文学湘军民族作家的中坚力量。更年轻一代的民族作家，如被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田耳、于怀岸等作家，也是聚焦湘西，寻找湘西之美，他们的创作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奖项。孙健忠、蔡测海的《醉乡》《远处伐木声》和《家园万岁》等体现出的含蓄蕴藉、刚柔相济的风格，作品深入到湘西的精神内核。《魔幻湘西》是孙健忠的魔幻系列小说集，小说的素材均为湘西土家族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是民族记忆堆叠成的集体无意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源自本土文化血脉中的固有基因，也是人类精神的叩问。这部小说集从不同侧面刻画出了湘西土家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作家深入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褶皱深处，构筑了地域性与人类性兼具的艺术世界。

　　湘西作家不但在地域风情和习俗景物方面彰显民族性，而且向更深的层次挖掘。田耳《衣钵》的故事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开始，主人公李可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现代科技，最后做了一个道士，作品展现了湘西巫傩文化的神秘力量。黄青松的《名堂经》对成语的解读，是基于当代土家人特有的生命认知。龙宁英的《古歌》重新审视苗族的内心和灵魂。这些湘西作家的原籍均远离湖南省会长沙，生活的地区多被大山阻隔，那里的生活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面貌相比，这些地域的边缘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湘西无与伦比的优势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在这里，山清水秀、古色古香，一砖一瓦都透露着现代文明丢失的因子。这里生活着苗族、土家族、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样，民族民间文化源远流长，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欢快优美的民歌、花灯等都形成了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形态。至于巫神、祭祀等文化活动就更能把现代人带回悠远的精神空间。这些都是湘西人的心理寄托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投射，凝聚着湘西人的汗水、热情和理想，是湘西文化最原始的基因，直接映射着湘西人的集体无意识，更能体现湘西的民族精神。它就像填满了湘西全部内容的容器，容器里的内容固然重要，而容器的本身质地同样重要。小城建筑、吊脚楼群、墙漆斑驳的门窗、石狮石兽及石鸟、屋檐破瓦等等都构成了湘西的有形外表。祠堂、四合的庭院、临空戏台则承载着湘西人的文化理想，也承载着作家关于湘西的全部想象。石板路和吊脚楼这些民族地区特有的风物对其他作家来说可能意味着陌生和惊喜，但对湘西作家而言，这是天然的，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山一水，一树一木，皆为生命，而非寄托在历史和典故中的外壳，不需要借景生情，不需要感慨万千。他们用自己的毛孔写作，以原乡作为自己的精神原点，为读者开辟精神的栖息之地。

　　地域文化和国家主题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如何使两者之间辩证统一在每个作家身上，会有不同的答案。沈从文认识到了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宰地位，同时又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精神原点和文化之根在湘西，他找到了国家主题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共通点，他的作品总使读者能在湘西的风土人情之外，感受到精神上的共鸣。新时期以来，湖南作家的湘西书写亦是如此。放眼全国，很多民族作家也是在原籍中成长，而后又离开原籍到区域或者国家的文化中心城市，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思考、纠结、平衡。所以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既不能讳言国家主流文化的统摄力，但更应该认识到原乡的精神原点性意义。（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2015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