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是唐朝立法的最高成就。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永徽律疏》是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最早、最完备、影响最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总结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立法和注律的经验，继承了汉代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和礼律结合的传统，使中国封建法律至此发展到最成熟、最完备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封建立法技术达到最高水平。（宋游 辑）

　　中国古代历史上盛世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毫无例外的是，每一个盛世都与法制的状态密切相关。盛世的开启，离不开法制的推动；盛世的维持，离不开法制的保障；盛世的衰落，也与法制败坏密切相关。只有制定了治国之法并且加以认真实施，盛世才能得以开创和维持。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盛世的开创，需要用立法来加以引导，而已取得的成果，也需要用立法来加以确认和保障。如大唐盛世的开创，就是和法律的完善密不可分。从经济上而言，唐朝建立之后，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从而可以全面推行均田法，使得农民获得口分田和永业田。均田法的实施，使民安于时、农安于田，既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又实行租庸调的税法，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这是贞观之治的物质基础。从行政上而言，国家实行三省六部制度，法律确认“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运行机制，从而使秦汉时期宰相专权之弊不复存在，收到中央机关各有分工、相互制约之效，使得国家机器运转有序，提高了治国理政的效能。从法制上而言，自武德起至开元时，朝廷始终注意完善国家的立法，建立了以唐律为主体的令、格、式、典、敕、例等各种法律形式相配合的法律体系。在司法上强调依律断罪、刑讯有度、死刑复审、大案要案会审等一系列司法制度，一扫以往枉法裁断、擅自刑讯之弊端，特别是提出了“德礼为本，政教为用”的法制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唐代陆贽在《唐陆宣公奏议序》卷四中提到：“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说的是，贞观年间，官吏多数清廉严谨，王族大户都不敢欺压百姓，这充分说明了厉行法治所起到的震慑作用。这正应了北宋王安石的那句名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法既定之后，择贤吏执法

　　法既定之后，择贤吏执法，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与治世的功能。法既定之后，如何有效地实施法律，执法之吏就成为关键。诚如荀子所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良好的执法官员来执行，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古代盛世的出现，与大批奉公守法的贤吏是分不开的。如汉文帝时有人“犯跸”（侵犯皇帝通行御道），文帝欲处重刑，但司法官廷尉张释之只判罚金四两。文帝不悦，责问张释之，释之对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意思是说，国家的大法，并不是天子一人之法，而是与天下共同遵行之法。朝廷司法官如果不依法断罪，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是全国的司法官都不依法断罪。这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张释之的答对使汉文帝警醒，听从张释之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再如，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发话，对伪造资历的官吏处死刑。不久，温州司户参军柳雄伪造资历案发，朝廷司法官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由于戴胄强调“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如果违法行事，法律就失去了信任，不能使法取信于天下。这深深打动了唐太宗，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这些为吏者都是执法如山的典范，而这些为君者同样也是遵法奉法的明君。

　　所以，古代盛世的出现，明君贤吏均不可或缺。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藩镇拥兵自重，皇帝庸懦无为，官吏枉法行私，大唐由盛转衰。此时，法虽为旧时良法，但执法之吏却难称良吏，所以白居易感概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行善，不亦难乎！”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选择贤吏，任用他执行“画一之法”，避免单纯任法与任吏的弊病。他的法与吏的统一论很值得研究与借鉴。

　　“法者，天下之仪表也”

　　要使吏民都知法、习法、守法。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表也”，意思是法是天下人行为的规范。法家主张“法莫如显”，意思是法律要公开，以便天下吏民知法守法。唐朝《永徽律》制定以后，为了使执法之官和百姓都能懂得法意，正确理解律文的规定，特别集国家博学硕儒共同制成了《永徽律疏》，疏解律文，便于吏民知晓。在科举中还特别设明法科，培养执法的官吏。明清时期，朝廷为了弥补士人以制艺（八股文）作为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却对法律茫然不知的缺陷，在明清律中特设“讲读律令”条，每年定期考核官吏的律例知识，不合格者，或罚俸或议处。这条法律规定，明清时期曾经认真执行过。明清律学的发展，特别是清朝《大清律例》简易读本的普及，是和官吏准备的法律考试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官吏的普法教育，是每年定期举行，是常态化的，不是只搞一次一时，也颇有借鉴意义。

　　除要求官吏习法执法外，也要求百姓知法守法。商鞅曾讲过一段名言：“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就是说，当官吏知道百姓懂得法律，所以不敢以非法对待。中国古代还在闹市公布刑象之图，向百姓宣传法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使老百姓懂得法律，还特别制定了《大明律直解》，他说：有了这本书，老百姓可以“寡过矣”。历史的经验证明，老百姓知法是施行法治的广阔的群众基础和保证。（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