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分歧的电影为何一再创造票房新高？

　　“小镇青年”的突然涌现原因何在？

　　不断攀升的票房数字掩盖了怎样的危机？

　　“小镇青年”一定是中国电影的忠实粉丝吗？

　　猴年新春伊始，春节档票房再次传来捷报：大年初一到初六，全国电影总票房达30亿元，同比增长67%.如果数字本身过于抽象的话，换一种表达可能更为直观——从初一到初三的近17亿票房，甚至超过了2005年全年的票房总额。

　　在这不断扩大的票房“神话”面前，人们不由得开始思索，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惊人的票房奇迹？具体而言，像《捉妖记》这样品质并未获得一致叫好甚至口碑分歧较大的电影，为何不断创造着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票房新高？

　　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每每被提及。一是，随着商业地产向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广大县级城市的渗透和下沉，中国电影的影院数量、银幕数量持续增长。二是，今年大年初一的线上出票比例高于80%，在线购票俨然已成为中国观众消费电影的第一入口，购票便捷尤其是普遍实行的票价补贴进一步降低了电影消费门槛。而这二者共同指向当下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独特的群体——“小镇青年”，他们被视为中国电影新的观众、新的增量，代表着中国电影的未来。

　　“小镇青年”作为一个文化消费群体最初进入公众视线，是因为2013年夏天前两部《小时代》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小镇青年”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悖论特征在那时就开始显现，并随着这几年的发展逐步清晰。由于基数庞大，“小镇青年”显然是一支特别重要的潜在电影消费力量。一方面，“小镇青年”成为率领中国电影票房攻城拔寨的先锋队，许多人认为，国产电影的票房占比要靠“小镇青年”来捍卫；另一方面，“小镇青年”又成了中国电影内在品质裹足不前的替罪羊，特别是当讨论诸如IP等事关中国电影的实际文化工业水准的话题时，“小镇青年”和这些概念都被赋予了某种原罪。因此，如何辨析“小镇青年”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认知当下中国电影的关键。

　　然而，如果仅仅从上述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出发，还不能充分触碰、描摹“小镇青年”的清晰面庞，作为今天中国电影新的增量、新的观众的“小镇青年”究竟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是这种初级数据分析所不能回答的深层次问题。

　　“小镇青年”，实际上说的是那些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包括广大县级城市在内的青年观影群体，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明显有别于一二线城市中人数有限但年龄段多样化的电影观众。“小镇青年”的突然涌现有其历史原因。在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之前的阶段，“小镇青年”并不是突出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发行放映与旧中国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不只局限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全国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与省、市、县各级行政单位平行的电影发行公司，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那个时期的“小镇青年”和今天的大城市观众一样，享有相对均等的文化消费权利，在剧场、露天观看电影是一种非常普及的群众文化活动。这也是为什么1979年的中国居然可以创造出293亿观影人次的最高纪录。在票房继续高歌猛进的2015年，尽管12亿人次相比上一年度有着50%左右的惊人增幅，但与1979年相比，仍然是个零头。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的观影人次急速下降，呈现出断崖式下滑的趋势，1991年的观影人次已从1979年最高峰的293亿下降到144亿，到了1992年又急跌至105亿，原有的省、市、县的垂直发行、放映系统开始分崩离析——中国电影必须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史前史。

　　问题在于，从1993年拉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序幕开始，到2015年中国电影突破400亿票房并剑指世界第一，“小镇青年”在差不多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被视为中国电影的潜在观众，相当多的三四线城市干脆连一家影院都没有，更毋宁说广大县级城市。而且新世纪院线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也只创造出了宫廷、武侠、冯氏喜剧等屈指可数的几种经得住考验的类型，还仅仅只能满足一二线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有限观众的情感和经验，毫无疑问这和“小镇青年”的情感和经验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小镇青年”事实上并不具有作为电影观众的基本条件。因此，仅仅将中国电影的内在品质缺失归咎于已经缺席太久的“小镇青年”，不仅是一种来自地域、城乡、阶层差异的歧视和傲慢，更是掩盖了中国电影自身的结构性缺陷。

　　当前被电影界和媒体所通约使用的“小镇青年”概念的最大误区在于，其为公众呈现了有大量“小镇青年”忽然涌入影院的错觉。事实上，2015年的影院上座率仅15%左右，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从2007年开始，影院的平均上座率其实就没有太显著的变化。同样，也并非只有上座率长时间持续低迷，在生产领域更是长期以来一直有相当一部分院线影片无法收回成本，在发行领域则始终有五成左右的影片压根不能进入院线。这充分说明，院线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它的生产、发行、放映等领域，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在大家都为国产电影票房鼓掌之时，我们必须看到票房增长背后的危机。如礼花般绚烂的票房奇迹——市场规模的阶段性放量增长，尚没有为中国电影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依然只是横向的摊薄式的扩张路径。当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一二线城市与东部地区的有限观众和“小镇青年”完成了票房交接棒的传递之后，被甩在后边的并不是“小镇青年”，而恰恰是中国电影本身。我们有“小镇青年”这部分不断壮大的潜在观众，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电影还不具备为“小镇青年”打造精品的文化工业能力，这才是中国电影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中国电影产业的特殊性并没有超脱出中国经济的普遍性，每年数百亿的高票房依然不过是通过将“小镇青年”吸纳到特定产业结构中、通过放大渠道来增加市场规模红利的产物，依然是典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一旦中国电影产业的票房增速也就是产值增速，落后于影片、院线等产能增速，那么“小镇青年”作为中国电影的新增量、新观众，恐怕也无法支撑国产电影票房。所以，如若在未来十年左右我国文化产业整体上扬的战略窗口期内，不能完成中国电影在生产、发行、放映等方面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不能为更多层次的观众提供更多具有现代文化工业基本品质的影片，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前景将难言乐观。当前由区域发展不均衡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审美差异，在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进程中，一旦被文化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摸准了节奏，那么，“小镇青年”将会是谁的电影的新增量和新观众？他们将是谁的未来？这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恐怕就不是“小镇青年”问题，而是对中国电影的拷问了。（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相关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