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管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成功的改革家，也是商人从政的成功代表。在他的主持下，齐国进行了一场内容丰富的综合性改革，使偏于一隅、不占优势的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然而，齐国“一世而衰”，管仲创造的奇迹未能像商鞅变法那样使一个国家持续强盛。

　　2600多年前的一场综合性经济改革

　　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桓公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既想坐稳国君的位子，又想在诸侯争霸中抢得先机，但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却与目标相去甚远。齐桓公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任用能人，他看中了一个人，名叫鲍叔牙，但鲍叔牙认为自己的才能只够辅佐齐桓公做一个守成之君，无法实现称霸的梦想，于是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国相。

　　按照当时的标准，管仲实在不是国相的理想人选：他家境贫寒，并非世家贵族；早年为谋生与别人合伙做过一些小生意，每次总因为多占红利而让伙计们看不惯；参军打过仗，每次冲锋都躲在后面；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一个出身低下的商人，一个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的人，把整个国家交给他治理，这不是开玩笑吗？

　　但是，齐桓公费尽心思把管仲接回齐国，在他没有脱下囚衣时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国相的任命。齐桓公最关心的是如何称霸，他为此向管仲求计。管仲要他别急，因为称霸之前必须先做好几件事。

　　管仲认为要称霸先得兵强，要兵强先得国富，要国富先得民足，所以他的改革逻辑很简单。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作为一名商人，理财是管仲的强项，他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了经济领域。

　　为解决“民足”问题，管仲提出了“六兴之策”：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这是“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这是“输其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这是“遗其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这是“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这是“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这是“振其穷”。

　　也就是通过全面搞活经济、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调节贫富、加强社会救助等使百姓充分富足，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尤其以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推行自由贸易、鼓励消费等最为引人瞩目，作为2600多年前的一场综合性经济改革，其技术层面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

　　通过这些措施，“民足”很快得以实现，齐国的经济出现了繁荣，但“民足”不等于“国富”，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下，社会财富只会向贵族、大臣等既得利益者集中，管仲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搞活经济的同时推出了“四民分业”、“官山海”等措施，保证了国家财富的积累。经济发达、贸易繁荣为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税收，盐铁专卖等又使国家增加了额外收入，齐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迅速成为“经济强国”。

　　齐桓之功，为霸之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民足”、“国富”为“兵强”提供了经济基础，在齐国的军事建设方面，管仲同样推行了改革，不仅扩充军备，而且从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

　　过去，由于行政权、财权的分散，军队实际上分散地掌握在贵族、权臣们的手中，国君对外用兵必须与他们商量，常常遇到讨价还价的情况，这样的军队自然缺乏战斗力。为解决这个问题，管仲提出了“乡里建设”的构想，把齐国分为15个乡，每个乡分为10个连，每连分为4个里，每里分为10个轨，每轨由5户构成。如果每户征兵1人，每个乡就能征兵2000人，把5个乡的兵源集中在一起就是1万人，编为1个军。

　　这样齐国的常备军就有了三个军，总兵力保持在三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在后世也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诸侯国里绝对是了不起的规模。不仅军队的数量可观，而且士兵按照“乡里制度”层层征召上来，打破了原有的权贵垄断，国家此时也有能力提供军费支出，所以这支军队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国君的手中。

　　齐桓公终于可以用这支军队称霸天下了，但齐国的争霸之路与后世许多国家不同，它很少四处征伐，而是用诸侯会盟的形式体现霸主的权威。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鄄地召集宋、陈、蔡、邾等四国会盟，在春秋时代第一个代替周天子充当盟主。在这次会盟中，齐桓公因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而受到周天子的肯定和赏赐，齐桓公于是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各诸侯国的联军进入楚国，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楚国不得不低头认错。齐桓公在位42年，其间真正的对外打仗只有两次，一次为保卫燕国击退山戎，一次为保卫邢国击退狄人，而主持诸侯会盟有九次之多。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奇迹成为以后乱世争雄者们的梦想，曹操在《短歌行》中赞叹道：“齐桓之功，为霸之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齐国“一世而衰”：国富不是“万能的”

　　然而，齐国的辉煌仅昙花一现。

　　公元前644年管仲去世，临终前向齐桓公推荐隰朋任国相，不巧的是隰朋这一年也死了，与他有“管鲍之交”的好友鲍叔牙也死于该年。第二年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桓公被软禁后活活饿死，死后60多天竟无人知晓，其后晋、楚、吴、宋等诸侯国先后崛起，齐国陷入长期低迷。

　　齐国为何“一世而衰”呢？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齐桓公晚年出现了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他们最后祸乱了齐国，正是齐桓公用人不当、管仲荐人不力导致了小人弄权，齐国迅速由辉煌走向了衰落，所以苏洵在《管仲论》中说：“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还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制度建设问题，管仲的改革多为人治而非法治，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像商鞅变法的二十等爵制、户籍制、什伍连坐制那样成为制度固化下来，今后无论谁执政都不影响政策的执行，而齐国随着改革决策者和主要推动者的离去，改革事实上也消失了。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或许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管仲奇迹”未能持续，更重要的原因也许与改革措施本身相关。管仲善理财、以商治国，固然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国家财力因此大增，甚至打造出了数量可观、装备优良的军队，但这些繁荣和强盛又是脆弱的。

　　齐国创造了对内对外贸易的繁荣，因此赚了很多钱，然而商业的本性重交易而轻生产，这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又因为商业获利更容易，人们既然可以通过这条渠道致富，就会把它作为优先方向，不仅繁重的生产劳动不被大家羡慕，更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战场上厮杀以博取向上晋升的机会，这是以商治国的弊端，至少在那个时代“商战”不如“耕战”更为坚实牢靠。

　　齐国拥有大量的甲士和战车，但无法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这是机制造成的。也许管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曾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思想，强调国家对百姓和一切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强调百姓希望得到的一切都由国家来掌握、分配和赐予。但仔细考察一下，这句话也许只是一种主张而非业已达成的现实。

　　在一个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盛行的社会，很难完全控制人的思想、利益和欲望，自然也无法完全控制人的行动，“利出一孔”更像是为争取君王对改革的支持而提出的口号。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不富、国不富是“万万不能的”，但只有民富、国富也不是“万能的”，由民富、国富到兵强、国强再到实现持续强盛，有时差的还真不是一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