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几年热播的后宫戏，如《芈月传》《甄嬛传》《步步惊心》《美人心计》等，观众的说法不一，喜欢的人说，故事有趣，一波三折；宫闱哲理，非常实际。不喜欢的人说，故事老旧，境界不高；是一批典型的“厚黑学”教材。然而，无论怎样评价，直面私利与生存的关系，敢于正视文化劣根，力求文化批判的深度，却是这些作品不可否定的现实意义。

　　文化批判，大多是对本民族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即“文化”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所给予的否定，以文化自知为前提，以文化自省为途径。而深度，则是认识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所达到的程度。因而，电视剧所蕴含的文化批判，无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还是制度文化，愈是接近传统文化的本质和规律，就越有深度。后宫戏的编导们之所以把故事一概设定在帝王之侧与宫闱之中，显然是要通过封建社会高端之间矛盾冲突的极端性，利益纠结的尖锐性，放大人物的文化心理，凸显封建文化弊端，揭示传统文化本质，并以此为鉴，试图折射出当今各种社会问题的。

　　后宫戏里有许多充溢着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心理特点，颇有现实针对性的台词：“宫里没有真正的姐妹，从来都是势弱依附势强，愚笨依附聪明；面前是笑脸，背后就是刀子。”“我愿意被人利用。有利用价值的人，在这宫里才能活下去。”“拜高踩低，宫里历来如此”，等等。这些诱导人脸皮要厚一些、心眼要黑一些的女性对话，在电视剧的规定情境中虽是皇权高压、人人自危的结果，但若把“宫里”换成“社会”“商场”或“单位”，这样的处世哲学还是“很实际”“很有用”的话，岂不就是对当今社会普遍的精神文化所给予的深刻反省和批评！

　　由此说来，艺术家若没有鞭辟入里的睿智，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和责任，这些剧作就不会因契合广大观众的精神需要，获得令人咂舌的收视率了。

　　从现实问题出发，是后宫戏文化批判的缘起，而批判什么，才是后宫戏里的重头戏。

　　批判私欲

　　从后宫戏主人公的行为切入，结党营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情节。甄嬛与眉庄、端妃的亲近，始于人以群分，但最终还是发展成了阶段性的利益伙伴。康熙对若曦的误会，亦往往出自她与八阿哥、四阿哥分别代表的利益集团分分合合的关系，而“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就其重”却是她永远不变的原则。即使芈月和芈姝之间的亲密与反目，也是因利而用，因利而仇的。

　　而私欲贲张作为精神文化的支点，在剧中出现得愈多，唤起的文化自省意识就愈强烈：“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们一心服侍好皇上，皇上在，你们才有盼头儿，才有指望”“你放心。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这事我一定要管。她被整倒了，下一个就是你，最后就是我。”至于窦漪房在登上王妃宝座之前拜访霍昕；继而对陈平有所允诺，均亦出自利益平衡之目的。

　　费孝通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要普遍得多”。这是由华夏民族生存的地理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历史所决定的。翻开《说文解字》，“私，禾也。从禾，厶声。北道名禾主人为私主人。”作为大部分面积处于内陆的临海国，与工商社会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生成我国文化特点的基础和条件。上古时期，庄稼是个人财产，所以，“禾”即“私”（粮食）；私，即个人拥有。有粮即有“私”，生存有保障。为了生存，要把尽可能收获的粮食都变成个人拥有，就是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草原文化相区别的生活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格局，势必以自我为中心。因而，后宫戏对于“贪私”心理和“获私”手段不遗余力、不厌其烦的展示和表现，不仅是对文化劣根的正视和揭示，而且还反映出从地理环境和民族历史入手剖析私心根源的思想深度。然而，私欲毕竟是无法根除的，那么，如何理智的节制，化弊为利呢？答案是，需要思想高度。

　　批判阴谋

　　如果说私欲属于精神文化，那么获取私利的过程，就属于行为文化了。通过若曦在四阿哥与八阿哥之间的选择、甄嬛打败华妃和皇后等行为可以看出，昭示目的，往往达不到目的；只有私下经营，才能达到目的。费孝通说：“中国，由于资源贫乏，一个人往往在牺牲别人的情况下取得自己的成就”。皇位也好，皇上的宠爱也罢，不仅是资源，而且是极为有限且含金量极高的社会资源，要抓到手里，是非用极端手段而不成的。于是在后宫戏里，嫔妃之间、帝后之间，兵家的阴谋诡计便成了常用的斗法手段：有的用无中生有之计害死了他人的胎儿，有的用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的手段报复了对手，有的则用远交近攻、笑里藏刀与“姐妹”争宠，有的又借刀杀人害死了无辜，有的还能用瞒天过海欺骗了皇上……至于指桑骂槐、隔岸观火、釜底抽薪、暗度陈仓等阴损的计谋，在剧中更是随处可见。由此，既揭示了我国封建社会文化格局是以私利为核心的，又深入挖掘了图谋私利必借阴损手段的文化劣根。为此，当我们听到刘欢用“扑朔迷离”的音色深切的演唱《甄嬛传》片尾主题歌时，“愿勿相忘，愿勿相负，又奈何恨与欺……期盼明月，期盼朝阳，期盼春风浴”的歌词，既委婉传达出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也透露出根除“仇恨”与“欺骗”的难度。

　　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在总的趋势上有阴性特征”，就其“依赖、顺从、消极退缩、事故冷漠、谨慎、多疑”的文化性格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女人思维方式。”其实，男性女性，犹如高山流水，各有千秋。只是，若将女性的精神特点与“阴”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的缺憾就一目了然了。阴，即暗；暗，即没有阳光；没有阳光，即不能光明正大。如果说，后宫戏把对付敌人的不能见阳光的36计结构成故事情节，是为了抓住观众，也是为了揭露阴谋，那么，在倡导“阳光心态”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先天的“阴性”文化基因呢？答案也是，需要思想高度。

　　批判人情

　　早在70年前，文化学者梁漱溟就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间，‘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即民族品性上的一大缺点。”

　　在后宫戏里，无论芈月、若曦、甄嬛、还是窦漪房，编导都是通过她们与家族、与皇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来激化矛盾的。甄嬛违心进宫是为了家族利益、违心复宠则是为了父亲的安危与儿女的性命；若曦不愿违心允婚，又恐株连家人，才冒死进言：“我阿玛在西北忠心耿耿，从无差错。若皇上因奴婢之过，弃良臣而不用，非智者贤君所为”；即使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芈月和窦漪房，也是把家族和亲子看得重于一切的。总体看来，她们的人生价值与家族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为家族就是为自己，保自己才能保家族，其根本还在于私心。这就是“因亲及亲”。

　　在甄嬛的命运中，最大的一次地位“反弹”，是从甘露庙重返后宫。此时，要保全腹中十七阿哥的孩子，要解救生命垂危的父亲，她只能借助皇权。因而，动力大，决心大，风险也大，所需的胆识、谋略便非同小可。第一步，要造成在凌云峰与皇帝亲近后怀上龙裔的“事实”。第二步，要完成从“废妃”到回宫“复宠”这一质的飞越。然而，禁足佛门，要达目的，谈何容易！前者，要靠忠仆槿汐；后者，要靠闺蜜眉庄。于是，“因友及友”的人际关系便起了大作用。

　　如果“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是传统文化之长，作为正面人物在关键时候的抉择，便顺理成章；若是传统文化之短呢？这一节点的思想深度便格外耐人寻味了。因为，最高权力不能为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是造成“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的社会根源，反之，国家若能惩恶扬善，依法服众，“因亲及亲，因友及友”的人际关系就会失去存在的土壤。换言之，只要封建专制的精神大厦没有彻底坍塌，这样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根除。那么，如何才能根除呢？答案还是，需要思想高度。

　　批判异化

　　一般说来，主人公最后的命运或选择不仅承载着主创人员的审美理想，而且还体现着指向异化的批判深度。异化，本是指生物变异的过程，运用于哲学，则指经过努力，竟把自己原本的素质、力量变成与自己完全对立的东西。换句话说，当人的行为最终使人变得不再是人时，当自己的努力最终使自己变得不再是自己的时候，“异化”就出现了。而异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制度。

　　普列汉诺夫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其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就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他的生产关系所制约的。”追古思今，编导们一定是深切认识到了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是最大的生产资料拥有者，也是百姓命运主宰者的道理，才把人的境遇，圈定在生存艰难的皇宫之内。因而，这类剧作最根本的矛盾，说到底是以主人公为代表的被压迫、被玩弄、被凌辱者与最高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她们人格的异化，是反抗压迫、挣脱束缚而不得，最终被迫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芈月、甄嬛也好，芈姝、安陵容也罢，刚进宫时天真、清纯、率直，憎恶阴谋，躲避矛盾，不谙权术。然而，人人害人，人人被害的特定环境，很快就把她们卷进了私欲和阴谋的漩涡。当她们把最厌弃的，变成最热衷的；把最痛恨的，变成最得意的时，这些可爱的姑娘们便一步步朝着与自身人格相反的方向走了下去，终至变得野心勃勃、诡计多多，在后宫“高手”的段位上自己都不再认识自己。但是，如果她们拒绝异化，光明大道又在哪里？答案更是，需要思想高度。

　　深度，是为了高度。建筑是这样，艺术也应该如此。艺术作品中，文化批判的深度，只有与文化建设的高度相辉映，才更显其价值；文化建设的高度，只有以文化批判的深度为基础，才更显其坚实。因为文化批判的深度，是发现问题、暴露问题的程度，而思想的高度，却在于能否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假如后宫戏一味地把艺术想象停滞在“祸福轮流转，是劫还是缘，天机算不尽，交织悲与欢”（《甄嬛传》主题歌词）的无奈与悲叹，就难免使剧作沉溺于揭露和批判，而忘记了救赎。

　　当观众被标新立异的后宫戏所吸引、感染的时候，还是希望借助娱乐能够净化心灵、树立信念、感悟真理的。即使今人已不轻言“伟大”，艺术家还是应该肩负起彰显我们民族历史上“伟大生命”的社会责任。如此，才能使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境界、有英雄、有高度。毕竟，只有当“作品在艺术方面越是崇高时，它才越是富有民族性的。”这就是在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所需要的。（作者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