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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并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还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兴起,显示了创作者走出个人经验、重建文学与世界关系的努力,他们在更大的视野中理解真实性,将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在真实性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学与文学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学性来抹杀对真实性的探索,应该对文学性持一种开放而包容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对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往往对之习焉不察,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的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历史化”“相对化”“艺术化”,在作品中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经典,能否攀上文艺的高峰。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今天我们谈论现实主义,既要面对理论与历史问题,也要面对现实问题。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20世纪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已经发生了转变,不仅先锋文学作家转向了更加平实的写作,而且“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等现实主义脉络不绝如缕,在文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也没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
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内在追求,也是与经验、生活、现实等密切关联的感觉与认知。人们通常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与经验,都对现实有所感觉与思考,对真实性并不陌生,但其实并非如此,“真实性”并不是轻易可以求得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比如,我们有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有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有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当这些“经验”发生矛盾时,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经验系统,能否从中形成“真实性”?特别是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被各种信息包围,这些或真或假的信息构成了一种仿真的“景观”,笼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如果我们对之没有反思与反省,又哪里会有真实性可言?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自以为了解生活时,可能了解的只是个人生活或私人生活,但是对他人的生活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其他阶层、性别、种族的人;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与理解能力,便只能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偏见之中,而不能对生活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批评界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这固然也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却只是片面或局部的真实,并不能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崛起,正是对这一局限的纠正,创作者走出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试图重建文学与世界的整体联系,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理解真实性,理解中国与世界。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也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开阔的空间之上,在个人体验中写出时代经验,将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
思想性是“取景框”
思想性与真实性相关。如果说真实性是呈现在取景框中的风景,那么思想性则是取景框,面对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取景框可以发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思想则可以照出不同的现实。思想性的匮乏是当前现实主义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少作家满足于生活细节的捕捉与展示,但却不愿或不能对当代社会展示其思考,也有的作家热衷于描写感觉与情绪,但却不能将感性升华为理性或思想。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描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其中寄寓了他们的思想与理想,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背后,是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潮,在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后,则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思想性产生于对当代社会重要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精神命题的回应,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评判世界的价值标准与尺度。当然,文学中的思想性,并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思想,而是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提出问题,在对人物、事件、场景的深刻描述中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思考。相对于理论研究,文学或许不能清晰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但文学的长处在于更贴近生动的经验,更贴近具体的社会与人生,更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其复杂微妙或许更能深入人性与社会的幽微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是理论研究难以解释概括的,而这正为文学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天地。
文学性应开放宽容
文学性也与真实性相关。现实主义并不是将现实直接搬入作品中,它需要对现实进行剪裁、加工与提炼,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学性恰恰就贯穿于这一过程,并最终凝结在作品里。当我们谈论文学性时,是在以一种隐含的标准判断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或者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不好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性并非一成不变,在文学史上,文学性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唐诗宋词元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学性。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如此,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等,不同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不同,对文学性的认定也不同。但其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文学随时代而变化,文学革命就在于将此前不被视为“文学”的作品纳入文学的范畴中,并加以发展丰富。这也告诉我们,不能用一种既定的文学性来评判一切作品,应该对文学性持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具体到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学与新的文学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学性来抹杀对真实性的探索。明白了这一点,创作者可以更大胆地去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只要他们的作品凝聚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即使一时不被认可,也必将留下开拓者的足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大师留下了他们的经典作品,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作者为青年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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