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大概是现今数以亿计中国知识人最熟悉的文体，其产生应与国人重视历史有关。自古以来，君主就觉得自己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就要记载下来，以供后人查考。所以两三千年前就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说，这就是后人常说的中国传统是“史官文化”的源头。当然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他们说的做的，并非都是嘉言懿行，失德言行也会不少。于是，关注现存秩序长久化的史官们（后来发展成为儒家）发现了这种记载有促使君主认识自己缺点与过失的作用，从而使得国家长治久安。春秋时期晋国赵简子的家臣周舍（可能是史官出身）就对赵说“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新序·杂事》）。正直的史官（谔谔之臣）每日跟随在君主之后，每天给他记日记，这样就能及时地发现他的缺失，促使他改正。

　　到了汉代“记事”“记言”发展成为“起居注”，在晋代形成一个制度，专门有了“起居舍人”一类专职史官做这个工作，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两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澄斋日记》，其作者恽毓鼎就曾任清廷“起居注”官，他在慈禧和光绪身边十七年，记载最高统治者一言一行。“起居注”可以看作是日记的滥觞，它与今人理解的日记不同之处在于“起居注”是皇帝假史官之手为自己做的“日记”。

　　两宋日记，诸体皆备，后世正常的日记大体上不出此范围。元明清三代，传世日记最多的当属清代，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个时代离我们最近，文献散佚情况也较其它时期为轻；更重要的是清代以来，人口增多、流动性加剧，社会矛盾繁杂，大众思想意识活跃。人们需要记录和倾诉自己的想法，于是促成日记的繁荣。

　　浏览清代日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们为后世读者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时空。清代的大部头日记比比皆是，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日记也不罕见。如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能静居日记》、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那桐《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恽毓鼎的《澄斋日记》，还有那位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无不登录的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补》《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等等。那时许多士大夫都有记日记的习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先生，回忆周家往事提到其祖父周福清一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其日记摞起来有从地面到桌面那么高，可惜在他们迁居北京处理家中物品时让鲁迅烧了。

　　长篇日记自然涉及的年限也都很长，短的也有二三十年，长的则四五十年。时间是历史的依托，这种长时段的记载，不仅有利于我们从中观察一个人心灵、思想发展的变迁，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也使我们对其所涉及时代有个连续性的完整认识。这对于历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