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历史条件下，阅读的主体、客体以及二者的连接渠道都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这些飞跃构成了阅读的“黄金时代”。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与其忧虑浮躁功利之风，不如积极调整自身的阅读习惯，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与环境的优势，优化阅读的效率，避免其不利的影响

　　当今社会，似乎弥漫着一股“阅读的焦虑”——

　　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常常被拿出来对比：以色列人均每年阅读纸质书64本，而中国只有不到5本：“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读书”等恨铁不成钢的质问时常见诸报刊；还有随着互联网及数字化阅读的兴起而备受质疑的“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常常成为报刊讨论的话题……

　　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在忧虑的同时，我们也无时不感受到出版物的丰富、书籍传播方式的多元、网上购书的便捷、数字化阅读的普及、“全民阅读”的推广……如果要对所处的阅读环境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那我们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阅读时代？

　　（一）

　　我们都希望自己所处的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何谓阅读的“黄金时代”？在我看来，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标准：有足够多的人读书，有足够多的书可读，有足够便捷的流通渠道。

　　我们正处在平均阅读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这种阅读能力，来自识字率以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追溯往昔，阅读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精英阶层才具备的技能。而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全民阅读才真正成为可能。近年来，我国的阅读率在不断增长。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成人图书阅读率由52.3%增长到了58%以上，数字化阅读率由32.8%增长到了64%；未成年人的阅读率更高，增幅也更明显。

　　我国出版物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不仅包括各门类的原创图书，也有大量翻译作品甚至原版外文书籍。在19世纪末商务印书馆等现代出版业诞生，以及上世纪80年代国门再度开启时，曾两度掀起译介外国书籍的高潮，但那时的译介主要局限于最受关注的一些领域，远远不及当今的丰富、全面、及时。电子书的数量同样超过了其他国家——这不仅来源于浩如烟海的传统书籍的数字化，互联网也极大降低了出版门槛，催生了更多丰富内容。

　　更重要的是，人与书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缩短了。网上书城的发展，使购书变得极为便捷；电子书的诞生，让书更便于阅读，同时也降低了书籍成本；网络上关于读书的信息层出不穷，不断向感兴趣的受众进行轰炸。连在严冬中煎熬已久的实体书店也开始呈现回暖迹象。城市中的24小时书店增多，今年初，当当网、中信出版集团相继宣布将开办上千家书店。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而兴起的各种读书节、自助图书馆、图书漂流点及农家书屋等，也使生活中飘满书香。

　　当然，阅读的“黄金时代”是相对而言的，在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准。总的说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阅读的主体、客体以及二者的连接渠道都产生了质的飞跃的时代，都可以称之为阅读的“黄金时代”。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二）

　　历史上阅读的“黄金时代”，往往需要新技术带来的书籍成本降低、思想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对外开放。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册”与“典”的存在。孔子可谓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韦编三绝”的成语是对他最形象的写照，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骄傲的一页。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等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以实物证实了远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就已出现了纸张的使用。而蔡伦的发明标志着造纸术的成熟，纸张变得普及，最终取代了木牍、竹简、缣等载体，带来了书籍的伟大革命。专门抄书的“佣书”人出现，据《后汉书》记载，班超就曾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洛阳纸贵”的成语也应时诞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畅销书的记载。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宋代出版业空前繁荣，第一次造就了信息大众传播的契机；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老师的功能，教育重心下移，使大量的寒门士子有了学而优则可出入庙堂的机会。读书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有财力者聚书满屋，一般士人也纷纷购书，甚至不惜为买书而举债。北宋时国家设立了多级的藏书机构，并定期举办长达数月的“曝书会”，词臣学士都可以去观摩皇家藏书，颇似于今天的读书节。

　　当然，阅读的兴盛不仅是技术之功，更是社会开放与思想交流之利。汉时张骞通西域，文化交流随之活跃；唐代的民族融合与对外开放，更堪称封建王朝之最。开放与交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西汉和盛唐打下的基础，在其后的东汉与宋朝酝酿成熟，结出了阅读的硕果。

　　再看今天，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与交流的密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互联网及数字化媒介的普及，使知识与信息进一步下移，覆盖到最广大的群体，阅读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一块块移动电子屏，让书籍触手可及，极大地拓展了阅读的时间与空间。不同载体的书成为随时可“映入你视野的信息流”，也成为你“思考、写作、改变、分享”的持续流动平台。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的交换频率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三）

　　也有很多人担忧新技术正在让阅读变得浅表化、碎片化，或是挤占了读书的时间。这样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早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初，关于“书的末日”的话题，技术至上主义者和文化复古主义者就开始争论不休了；甚至更早，广播电视发明时，对人们不再读书的担忧就已经产生。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或许正如艾柯在《书的未来》中所说：人们总是容易产生“一种对新技术成就将杀死我们认定的珍贵而有益之事的恐惧”。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地杀死另一物的事例，当然，新发明总是让旧事物发生深刻的变化。

　　调查显示，数字时代依然有相当比重的读者不太认可“数字阅读会取代纸质阅读”；虽然资讯需求提升明显，但知识需求依然是第一需求，思想需求和审美需求也并未减弱。

　　“读屏”并不一定就是浅阅读，捧一本纸质书也未必就是深阅读。用手机看《红楼梦》和阅读纸质版的《鬼吹灯》，“深浅”不言自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通过电子屏幕获取知识的一代，知识面、思想深度或创造能力会低于阅读纸质书的一代。数字阅读容量大、呈现方式多元、方便进行超链接，或许更能激发人的求知欲和创造欲。

　　更何况，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读屏”所占用的时间，大多原本也不是进行严肃阅读的时间——比如拥挤的地铁上、排队时、等餐间隙……换言之，大部分的“读屏”是一种阅读的“增量”，并没有过多影响原本纸质书阅读的“存量”。调查显示，人均纸本书阅读量并没有因为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而下降，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定程度的“碎片化”阅读几乎不可避免。而通过对碎片信息的筛选去抵达进一步的深阅读，形成一个泛阅读与精阅读相结合的体系也越来越流行。如“读首诗再睡觉”“罗辑思维”“甲骨文”等微信公众号，将阅读内容进行细分，精准定位目标读者，将特定领域最精华的部分挑选出来进行推送。在此基础上，一个个阅读社群、书友会建立起来，原本不相干的人被联系在一起，读者间的交流增多，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也能够参与其中，资源共享。

　　鉴于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说，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最好的阅读时代。即使在标准更严格的人们看来，我们离阅读的“黄金时代”仍有差距，至少也已将一只脚踏在了它的门槛上。

　　因此，我们与其忧虑浮躁功利之风，不如积极调整自身的阅读习惯，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与环境的优势，优化阅读的效率，而避免其不利影响。如：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常备电子书，充分利用零碎的时间；提高通过网络获取和筛选信息的能力，让知识的碎片连成整体，将泛化的阅读导向精深；利用互联网平台便捷的优势，增强与其他读者包括作者的思想交流，扩大阅读的成效，等等。而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则要努力创造更好的阅读条件，如为全民阅读立法，让每一个人都享有阅读的权利；鼓励作家不懈追求从“高原”到“高峰”；引导出版业从“量”变到更重视“质”变，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满足不同的读书选择。

　　书卷多情似故人。让读书成为我们不离不弃的生活方式，陪伴终身。如此，我们才不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