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语，出自毛泽东1940年初秋与马列学院的邓力群等人的谈话。其中，“延安作风”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西安作风”是指国民党的作风。这句话实际反映的是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警示、期许和确定的目标。它更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受考验、加强作风建设的丰硕结果，历史证明了其价值，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和借鉴意义。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固有的“西安作风”并未节制和收敛，而是愈益泛滥

　　国民党在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背叛革命后，政治上蜕化，“党员官僚化”，作风日益腐化。1927年12月，地处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江苏省党部，在对所辖党部的调查中称：“各县党部往往花天酒地堕落党员人格，呼卢喝雉违反革命纪律，吞云吐雾变成黑籍幽魂。”蒋介石也认为，国民党党政官员存在“迟缓”“推诿”“虚伪”“浮嚣”“阳奉阴违”等问题，“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这些固有的颓败风气并未因抗日的战争环境而节制和收敛，而是愈益泛滥。

　　1939年1月，蒋介石指斥说：国民党“一般党员和党部的职员，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惰废弛”，“虚伪粉饰，应付了事”。1940年4月，他又批评说：“上层官兵不知奋发补进，而且驰懈偷安。”1941年10月，他再次批评说：高级将领精神堕落，只知道做官，部下训练教育的进度如何，根本不知道，对于前方工事要塞配备的情形如何，完全是模糊印象，对于下面实际的情形，可以说完全不管：“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

　　1940年回国考察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也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许多官员“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吃喝盛行、花天酒地，“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蒋介石也对这种奢靡状况看不过眼：“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在抗战之初，国民党曾要求其党员“不容再有丝毫因循泄沓，更须发挥实干精神”，但并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来根治久已存在的歪风邪气，蒋介石更是边批评边徇情恕隐。结果上行下效，顽症勃发，贪污腐化、结党营私、欺压百姓，浮报夸功、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裙带作风、文牍主义等不断蔓延和加深，成为国民党内的一种常态和政治特色。这种腐朽风气愈演愈烈，在日本投降后达到极致。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极为泄气地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在严峻、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延安作风”

　　中国共产党以救国救民为职志，在为政治理念而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优良作风。胡适虽然不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但也曾说：“他们（共产党）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和实行全国抗战这样巨大的时局转换，及其给党带来的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为了保持和发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作风，出于对国民党作风侵蚀的警惕和防止其对共产党干部所推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为此，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

　　一是号召全党保持、发扬和强化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中共把“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目标，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共运用鲜明的目标要求和明确的是非标准，规范、要求和激励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坚守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二是抵御和防止国民党及其封建主义风气的侵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就告诫说：“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他号召和勉励广大党员在中国革命历史场景巨大转换过程中，“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他向全党高瞻远瞩地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为此必须和各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共严明党纪政纪，严肃惩处腐化分子（绝不因资格、官职和曾经的业绩而姑息或宽恕、网开一面），“黄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以此强化党抵御歪风邪气的肌体，树立昂然向上的正风。

　　三是克服和消弭党自身存在的不正之风。为此，中共在全党发起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要害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通过延安整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克服和消弭党内不良风气、树立和强化党的优良作风的过程。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督厉和垂范下，中共在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开辟和坚持敌后抗日战场、建设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克己奉公，勇于担当，令行禁止，艰苦奋斗，培育和营造了良好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此即“延安作风”。概括地说，其内涵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民主集中制等。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迥然不同

　　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自然迥然不同。

　　在党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方面：“延安作风”助益中共提出、制定并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使之得到坚决的贯彻和实施，推动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则内部纷争不断，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军政机能十分低下，自蚀其力现象严重，不但决策难以与时代、人民合拍，并且其计划、决策普遍难以达成，“势”与“力”呈现不断消退的态势。

　　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中共亲民、廉洁、为国为民，充满活力，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景仰，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国民党恶劣的作风使其在国内外的形象，不仅与共产党大相径庭，而且与早期相比也是一落千丈。蒋介石被迫承认：“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使社会民众对于本党仍旧像同盟会时代的尊敬仰慕，对我们党员表示诚意的欢迎，自动地接受我领导，这简直是太不可能的事！无论用什么办法，无论叫什么人来领导，都不能发生起死回生的效果了”。当时的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都认识到，中共充满活力，远比国民党廉洁、有效率、受群众欢迎，是中国的新生力量。英国驻华大使薛穆、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认为，中共将成为“中国的希望”，并预见“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以上两个方面因素交相作用，结果形成国共两党的逆向发展：中共作风优良，朝气蓬勃，受到群众支持，为国内外瞩目，形成良性发展，结果是战胜了国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则在严重的腐化中分崩离析，与广大人民群众离心离德，最后在恶性循环的漩涡中沉沦。毛泽东预见和期望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最终成为了现实。

　　应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增进对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历史地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反映，是党员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它展现党的形象和影响力，影响甚至决定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并且关系到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的实现。毛泽东在论述整顿党的作风重要性时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就昭示了毛泽东论述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人心向着党，党就有力量，就生机勃勃，无往而不胜；反之，党就没有战斗力，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存在无法生存的危险。

　　今天，我们应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增进对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大力整顿党内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使之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