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歌曲在中国歌坛一路高歌猛进，已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一种现象。许多内地音乐界的朋友谈及蒙古族歌曲的创作，无不赞赏有加。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蒙古族文化的表达，一直以音乐形象为主，从早期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敖包相会》等，到《陪你一起看草原》《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天边》等，都让国人惊艳不已，也让其他民族通过歌曲搭建的桥梁，走进草原，走进蒙古民族的内心世界。然而，蒙古族音乐主要还是以蒙古族语言为主，许多优秀的蒙古族歌曲，因为语言上的屏障，无法走出草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歌曲译配是个难题

　　古往今来，歌曲的译配一直是困扰人类交往的难题。如《敕勒歌》，据载这首歌是北朝（铁勒）时期一位名叫斛律金的歌手所唱，但译者是谁，无从考证。根据汉译歌词推断，这恐怕是人类最早记录下来的长调歌曲，歌词极为苍凉、古朴，我猜想它的曲调一定十分悠远、开阔，听起来荡气回肠。“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那从容不迫的叙述，万千景象的描摹，竟在这寥寥数语之间，飞翔在山川草原之上，给人以雄浑壮美的艺术享受。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联结不同民族的音乐之桥，中原的先民就是从这座小桥，跨越文化的沟壑，步入另一种马背之上的阔大胸襟。遗憾的是，它只是完成了语言上的翻译，没有进入到“译配”的层面。它怎么唱？是什么曲调？史官仅记录下文字，而那苍凉优美的乐音却永远的失落在青色草原之上……

　　翻译是一桩又苦又难之事。不仅译意要精准，意境要出色，还要保留和尊重原创者的风格，更要表达一种独特的文化背景。而译配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有音乐旋律、气息、吐词上的掣肘。民族风格要鲜明，而且要好唱、上口、不倒字，听起来像用汉语原创的一样。内蒙古大地，可以把蒙古语译为汉语的人比比皆是，但译歌词的人寥若晨星，究其原因，一是需要对两种文化兼通；二是音乐上要有深厚的修养。二者兼备，才能译配出一首好歌词来。依我之见，《苍天般的阿拉善》和《月光下》就属于上乘之作。而《鸿嘎鲁》，则是失败的作品。《鸿嘎鲁》本是乌拉特民歌，很经典，但是汉语把它译成《鸿雁》，则出现了大的错误。蒙古语中“嘎鲁”是雁的专指，有20余种，“阿拉格嘎鲁”“哈日嘎鲁”“博日嘎鲁”等。而“鸿嘎鲁”专指天鹅。把天鹅译为大雁，在蒙古族百姓内心深处是不认可的。

　　搭好译配的彩虹之桥

　　蒙古民族的语言有其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多意性和韵律的和谐。一个语句，用蒙古族语言思维来表达妙趣横生，比兴之处能让你感受到形象的魅力；而用汉语直译后，趣味就不那么明显。很多蒙古语诗词或歌词，一味“忠实地”生译为汉语，会令人感到苍白无味。所以，怎样才能搭架好这座彩虹之桥，让人能准确地从桥上瞥见马背民族“妙趣横生”的至美境界值得思考。

　　上世界40年代末，两位青年音乐家安波和许直来到内蒙古草原，他们与内蒙古青年学子霍尔查一起搜集民歌，并译配、编撰出版的《东蒙民歌选》，也成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之桥，让全国人民了解了蒙古民族，了解了草原。那部歌曲专辑中，收录和译配了许多蒙古族民歌，如《嘎达梅林》《牧歌》《努恩吉雅》……让人惊叹不已！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嘎达梅林》和《牧歌》。《嘎达梅林》经著名的音乐家辛沪光创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交响诗（1956年）。辛沪光23岁那年，带着这部伟大的交响乐嫁给了同学、蒙古族青年包玉山，来到内蒙古草原。这部交响诗后被波兰、捷克交响乐团演奏，风靡世界乐坛。而《牧歌》的故事更为奇特。这原本是发生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个悲惨故事：一位牧民被强征兵去满洲里服役，临行前，与本苏木的一个姑娘定了亲，并送上一枚金戒指。3年后他回乡完婚，得知未婚妻刚死于一场春天的荒火，在蒙古包的残骸中，他找到那只金指环，心上人却永远消逝了。巨大的悲痛让他难以释怀，随口唱出一首歌曲《乌和尔图·辉腾》，以两汪湖泊而命名的民歌。他返回满洲里后，不停地吟唱，被一位来自赤峰的战友学会了曲调。二战结束后，这位赤峰战友回乡，40年代末，安波、许直赴东蒙采风，他哼了这首歌，但是词已经记不清楚。许直重新填词，就变成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牧歌》。《乌和尔图·辉腾》是长调歌曲，但在《牧歌》中，却演化成短调。后来，又经翟希贤之手，变成无伴奏混声合唱，摘得金奖无数；再后来，又有人将它改编成小提琴独奏曲，风靡全球……一个遥远的、千山万水阻断的游牧民族，无数个用泪水和鲜血铸就的歌曲，遇见了七彩的音乐之桥后竟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感动！这样的彩虹之桥，难道不值得我们用毕生精力去搭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