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油画《天文学家》，画中人物均穿着中国服装

　　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法国启蒙学者们的思想存在保守或激进程度的差异，但在崇尚平等自由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当一致的。他们还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发现了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并备受鼓舞。

　　中国儒家文明是法国启蒙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

　　法国启蒙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引起的震动具有显著的超文化差异的特征。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后来一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为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所传诵，鼓舞着种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从现代民主政治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贡献是直接促发和指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事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是这两次革命，把由英国革命正式开始的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试验大幅度地推向了深广，并最终完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形态的构筑。

　　然而，学术界对这场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认识迄今还有欠全面。因为人们在评述这场运动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由中华文明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曾在其中起过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结果，启蒙运动一般被公认为纯粹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没有利用过也无须利用任何来自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按此逻辑，启蒙运动所构想出的包括现代民主政治在内的全部现代性，乃至建筑在启蒙原则基础之上的整个现代文明，也都被看成了纯粹的西方性和西方文明。现代化即“西化”的偏见，其实也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从启蒙运动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基督教文明在锻造现代性的时候远不是这样“自足”的。至少，启蒙运动的两大核心信条——自由和平等（它们同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赖以成立的基石）的奠立，就曾得到过来自远东的中华儒家文明的支持。

　　从启蒙时代开始深入人心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确有其欧洲本土的历史渊源，具体说来主要源自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的政治文化传统，其最重要的阐释者分别为洛克和卢梭。我们知道，尽管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派极崇拜英国，但他们的眼中也绝非只有英国。西欧二百多年来的海外探险、殖民、贸易和传教活动，在大大加强各传统区域文明之间的联系交往的同时，也极大地开阔了法国启蒙哲人的学术视野。翻开启蒙旗手伏尔泰的《风俗论》（这部巨著使他荣膺“世界文化史之父”的称号），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惊叹当时西欧人人类文明史知识的广博。当时世界各大传统区域文明——中国儒家文明、南亚印度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及欧洲基督教文明，已全在他们的视域之中。这时的西欧人对域外文明的考察了解不仅极为广泛，而且相当精细，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兴趣。同时，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探讨也不是没有重点的。他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注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明。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们对中国似乎比对英国更感兴趣。如法国学者维吉尔·比诺称：“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仅以此而论，中国似乎就比英国更受欢迎。”

　　启蒙学者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大量养分

　　那么，18世纪法国何以会发生这么一场“中国热”？这件事似乎和法国启蒙主流崇尚“开明专制主义”的倾向有关。

　　人们知道，“开明专制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伏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迷。这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中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欧洲基督教的一神教专制。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陆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

　　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则是另一位有名的中国迷。他几乎言必称孔子，对奉行儒学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颂扬备至，认为中国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于1767年写就了《中国专制制度》一书，由此为自己赢得了“欧洲孔夫子”的雅号。重农学派为何推崇中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其重点是研究儒家思想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它对法国重农学派理论的滋养，并由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学说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儒家思想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意义。这其实是儒家学说对整个欧洲启蒙运动（包括别具一格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托克维尔的有关看法。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之所以推崇儒学，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所特别珍视的“平等”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农学派的著作最能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因为“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由于这种平等在四周无法找到，他们便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结果发现那里早已有了这样的东西，表现在：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此外，按照法国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的看法，中国儒学之所以在18世纪的法国广受欢迎，主要是其道德观迎合了当时法国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种既非宗教教条强加于人、又非由超验原则演绎而成的道德观，它与客观实际、现实生活相联，能让一般人较容易做到；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则结为一体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也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换言之，中国的儒学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受法国启蒙哲人青睐，是因为它富含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在伏尔泰看来，这种伦理学“跟爱比克泰德（古罗马的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同时也一样合乎人情”。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儒学中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启蒙学者

　　当然我们也知道，伏尔泰和魁奈等启蒙学者所了解的儒家文化并非真正的儒家文化，至少不是儒学的全部。事实上儒家文化在他们那里，很大程度上是被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了。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像他们那样迷恋中国，比如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曾毫不客气地批判过中华文明带有专制、愚昧特征的某些方面，而且相形之下，他们的看法要显得客观、准确得多。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西传的中华文明对于启蒙运动实际上毫无积极意义，却也有失公道。实际上伏尔泰等人对儒家文化的“误读”产生过某种“郢书燕说”的积极效果——也就是说，儒学当中本来比较含糊、隐晦，而且在实践中又长期被扭曲、遮蔽了的一些普遍适用价值，破天荒头一遭被明晰化、被提升、被凸显了出来，而且被当作代表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堂而皇之地参与了西欧人锻造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此外还有一个积极效果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儒学中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的被发现，似乎也极大地鼓舞着法国的启蒙学者：试想，那群正东奔西突上下求索、要把自由平等一类信条确立为万世不易的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国人，忽然发现中国人这个东方的代表性民族一直就在奉行这类信条，这时他们感受到的该是何等强烈的兴奋。

　　应当说，自由与平等这一对价值不仅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对于现代文明或现代性而言还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表面上看，它们好像只与政治有关，好像只涉及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实则不然。说到底，工业化和科学化不讲自由与平等同样也是不行的。比如，真正的工业化不能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离不开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贯彻；搞科学如不贯彻学术自由、贯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发明创造，等等。总之，对于现代性来说，“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和“理性”的原则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些原则的确立过程中，东方文明客观上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读者欲了解更多详情，可参阅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