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全书五卷，包括《隋唐五代登科总录》《两宋登科总录》《辽西夏金元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清代登科总录》，拟收录自隋唐至清末进士等登科人12万左右，总字数约3750万。目前，《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第一份硕果——《宋代登科总录》已出版，全书14册，1000万字，重构了宋代4万多进士档案，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登科人物最大的数据库。

　　宋代三百多年，共举行了118榜科举考试，各种科目登第人数约11万人（包括特奏名），遗憾的是没有断代的宋登科记，完整保存下来的宋代登科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所载进士分别为330人和601人，这主要得益于朱熹和文天祥的名人效应。除去这二榜，仍缺的116榜登科录或已湮没，或散落在茫茫史籍之中，需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关史料中去寻觅，仿若沙里淘金。十余年来，我们从宋代基本史籍、文集笔记、人物传记、方志、碑刻等大量文献资料中，不懈搜寻宋登科人名录和有关资料，共搜集了41040名登科人，著成《宋代登科总录》。

　　《宋代登科总录》所收每位登科人都有一份小传，即凡从现存文献中能辑录到的宋代登科人，按朝代、榜次顺序，列其姓名，姓名下列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举例）及终任官（或最高官），谥号。小传之下，附书证。书证引用书，写明哪一朝作者、书名、卷次及与小传有关信息的原著引文。书证尽量做到三条以上。举例如下：

　　李垂，字舜工，博州聊城县人。咸平三年登进士第，初授闻喜县尉。天禧四年，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仕至知均州。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七《李公（垂）墓志铭》：“公讳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举进士，初命解州闻喜尉，换州司法，再调湖州录事参军。召试为崇文院校勘，出知亳、颍、晋、绛、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终于武当。”

　　《宋史》卷二九九《李垂传》：“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进士第。自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北京图书馆藏拓片墓志》6489、公孙简《赵郡李君（筠）墓志铭·天禧四年十二月》：“君讳筠，字质素，博州聊城……生三男：季曰垂，举登科第。习知官守，今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咸平三年，垂擢进士第。”

　　雍正《山东通志》卷一五《选举志·宋制科》：“李垂，聊城人，起居注。”

　　由上可知，小传所提供的登科人信息及书证，需从多种渠道查阅文献获得。为此，我们翻阅了数百种文献，历经了“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搜集资料的磨难。这些已逝的登科人，大都是宋代叱咤风云的精英，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王安石、沈括、苏颂、李纲、宗泽、朱熹、文天祥等，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宋代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正是在这些登科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宋代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最为光彩夺目的文化。

　　《宋代登科总录》的问世，摸清了宋代科举家底。依靠这个大数据，可以统计宋代进士出身与非进士出身的宰相数量、比例及进士出身的翰林学士比例，可以统计北宋前期、后期与南宋时期进士地域分布变化、世官之家与寒门出身进士比例的变化等等，有助于深入研究宋代社会人口上、下和地域的流动性，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官僚队伍选拔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贵族与平民社会地位的升降态势等，从而为打开宋代科举研究新思路搭桥铺路。

　　《宋代登科总录》运用的书证资料，均出自第一手文献。传统庋藏古籍与新出土文献，凡涉及宋代登科人资料的，皆力尽所能予以搜集、披阅、爬梳、整理、考辨。宋代科举制度变化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如宋代载籍中的进士不等于“及第进士”，不像明清，凡文献中提及的进士就是登科进士，如何鉴别宋代及第进士便成了难题。为此，我们边做课题边进行学术研究，一批研究成果如《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宋代宗室科举考试述论》《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两宋“上舍释褐”考述》《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考辨》等相继问世，并充分反映在《宋代登科总录》中。

　　《宋代登科总录》是两宋三百年古代文化精英的传记资料库，有助于开阔扩宋代文史哲研究视野，推进宋代专门史研究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教育史、文学史、社会史，他们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历经近二十个寒暑所执着研究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终于进入了收获的季节。闻着眼前散发书香的《宋代登科总录》，想起在与青灯黄卷为伴的漫长岁月里艰难爬梳的岁月，不禁感慨万千：做学问是一种绳断石穿、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需要甘于寂寞、坚持不懈。（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