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特性在于注重实证、注重反思。历史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研究成功与否取决于史料与“问题意识”的结合成功与否。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解释要靠史料说话，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经由“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对今天的历史认知有所贡献。

　　所谓“史料”，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上留下来的材料，其内容远较“史籍典册”范围宽泛。以中国古代史研究常用的史料为例，既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的史部文献，也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学说以及浩瀚的文集笔记。近代以来，诸如甲骨文、简牍帛书、出土文书、内阁及地方档案、谱牒契约等陆续发现的文字材料，地图、画卷、雕塑等图像材料，建筑遗迹、考古器物等物质材料及其组合方式，以及广博丰富的域外材料等，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的解释范式出现，带来重写中国历史的机会。综合利用各类材料研究问题、探索前沿，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学术发展的新潮流。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史料收集的难度，但同时也对历史学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既然不能仅靠对史料的熟悉夺得先机，那么，对史料辨析与追问能力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我们应清醒认识到，数据库只是助力研究深化的途径，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表层文本的提取和简易的攒凑式结论，深入的研究还要靠阅读体悟、史料辨析，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氛围下历史研究的“表浅化”倾向。

　　“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理解，并非纯粹客观；通过史料对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个崎岖且无止境的过程。对于史料要予以尊重，但也要对其可能存在的“包装”保持警惕。我国历史上，帝王对于修史的重视促成了史学著述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但也造成政治权力深度介入修史过程。唐宋时期，史局、史馆、日历所、实录院等机构陆续出现，官修国史成为常态。著史讲求“书法”，政治道德观念寓于其中。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史家有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有强烈的“考信”意识，二者撑擎起中国史学的天地，达致恢弘高远的气象；同时也要看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治”观念乃至“本朝史观”对于著史者或隐或显的影响。

　　南宋的章如愚曾经说，“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记载之史，曰纂修之史”。大体上，记载之史重在记录史事，而纂修之史则经过取舍编辑、增删润色。纂修之史凝聚着史家的心血，体现着“史学”演进的历程，但就其形成过程来看，特定文本往往关联着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可能掩映了渲染涂抹的曲折历程。即便是起居注、日历之类“记载之史”，亦非纯粹的史实记录。史事被记载、被编纂、被润饰，构成我们今天所见的“历史”，而承载这一“历史”的文本，显然是层累叠加而成的。

　　比如，寄托着公元8世纪初期政治家和史学家政治理想的《贞观政要》，反映出在经历了武则天非常手段的统治之后，士大夫们期待恢复唐太宗时期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而有四库馆臣指出，“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抵牾”。宋代的《宝训》《圣政》是在《贞观政要》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内容重在阐发本朝祖宗的嘉言懿行，无论官修或私纂，都不是纯粹学术行为，而是寓意深远的政治文化行为，其中许多说法包括被后世反复褒崇的说法，例如太祖时“宰相需用读书人”等，事实上都经不起史实的验证。在宋人心目中，“史者，国家之典法”。在“为万世法”这样一种正义而神圣的框架之下，士大夫们不惜根据自己的理念对历史有所拣选、有所消磨、有所凸显，塑造出可供借鉴的“祖宗”形象。这并非简单的溢美逢迎，而是当时士大夫们的“政治智慧”，但这种做法无疑是以部分掩去历史真实为代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历代由于“事有讳避”，可能导致有些“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事涉敏感则“紧切处不敢上史”。同时，朝廷政策的摇摆也会导致实录、国史的反复删修。

　　观察史料尤其是“纂修之史”与特定时期“本朝史观”的关联，重点不在于辨识某一材料的真伪，更不是要把当年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要厘清历史记载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因由。今人研究历史，离不开当时的史料，也不能脱离当时人对于当时事的诠释。但当时人记当时事，有其鲜活准确的一面，也有因敏感而曲饰的可能，我们需要把包裹于史事外层的“说法”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

　　史料的解读，是要正确理解史料中表述的内容。在泛观博览的基础上，要细读“挤榨”史料内容，将不同的史料充分组合质证、分殊辨析，力争凿实。就这一层面而言，或许可以说“史有定法”。而通向历史解释的基本路径，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则会导向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历史解释重在比较说明，要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中考察研究对象，从逻辑上对其“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予以阐说。历史解释的不同，往往根源于史料收集程度与辨析深度的差异，也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眼光、学术思维习惯和整体人文素养，可以谓之为“史无定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在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我们要想在历史解释方面求得实质性学术突破，就不能满足于用语、词汇的变幻出新，而必须实实在在地从史料的收集与辨析开始。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