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思想要旨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阳明讲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呢？

　　“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心即理”。《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命题的探讨。意思是：父母身上并没有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没有蕴藏着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没有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个人要讲究孝、忠、信、仁，总归不是向别人身上去求。那么这些道理都在哪里呢？阳明认为，就在你我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这个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赋予人的善性。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区别开来，我们称这个心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和事物，因此也就无需求理于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个道理。阳明所说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也就是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指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于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刚刚好，这种情形就叫作“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无物的说法，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还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一直以来我们由此而对阳明心学有一些误解。阳明的回答真的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只有你来看时，此花才与你的心发生关联，心赋予了花以意义与价值。阳明在讲“心外无物”时，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这才是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知行合一” 我们要联系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来分析和讨论他的“知行合一”说。

　　从《传习录》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有一个反复申明的观点，叫做“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本人有时候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究竟什么是“知行本体”呢？这四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阳明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层意思，阳明又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良知良能。二者相较，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

　　阳明完全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功夫过程的不同方面。

　　一般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论含义。我们今天讲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我们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总之，阳明五十岁前后提倡的“致良知”之学，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的复归，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一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准则。“致良知”说既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阳明学的影响与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影响 阳明学产生以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门弟子分化成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等，遍布中国十几个省，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够引发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实际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当然，王学在历史上也因此由极盛而衰落。由于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王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使然。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张祥浩先生认为，身处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因而屡屡强调良知即天理，即准则。这适应了特殊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危机，即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忽视了纲常伦理的客观准绳与圣人言教的权威性。良知说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温凊定省诸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言行不检点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口实。

　　另一方面，阳明学对后世影响之深，再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之比肩。明亡以后，清代阳明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进入近现代，阳明学作为一种平民哲学，被当作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焕发出光彩。譬如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由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而来。蒋中正也喜欢阳明学，到台湾后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儒学的现当代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现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先生及其开创的新儒家学派就是例证。近年我们受郭沫若纪念馆委托，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围绕阳明展开了讨论。郭沫若继承了阳明学的实行观点，主张“事上磨练”；熊十力则说“事上磨练”固然不错，但必须加上“保任良知”四个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方能无弊。今天看来，熊先生得到了阳明学的真髓。他自己也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他的学生、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直接继承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阳明学不只是中国文化的无尽宝藏，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推进了他们的近代历史进程。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学。大盐平八郎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学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了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影响了明治维新。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学说，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学说。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朝鲜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阳明学之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阳明学在东亚传播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为了说明，阳明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恰恰相反，它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其实是由阳明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王阳明对自然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

　　阳明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阳明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他首先是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导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

　　（李陈续、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