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妙处之一是，已经过去数十年的事件、问题，都可能成为故事的中心。小说叙事更容易呈现观念冲突的症结。作家们充满对现实的关怀，然而当现代文化本身显得不成熟之时，越是现世的、即时性的故事，便越容易成为叙事的障碍。其结果便是，一些随大流的小说顺利成为年终总结的看点，而另一些真正发挥了叙事学功能，把问题引向深入的作品，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2011年铁凝的《飞行酿酒师》（短篇）、2015年阿来的《三只虫草》（中篇），以及2016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的陈继明短篇小说《圣地》，值得进一步研究。

　　《飞行酿酒师》混杂着复杂的嘲讽。市场和资本以精微的逻辑赋予某种世俗的消费行为层层叠叠的意义——知识、仪式、身份等等，商品的本质被精心掩盖。这是后现代的商品拜物教，它依附于全球化体系，把这个体系力图覆盖的东西呈现出来。在2015年的“综评”里，郭艳如此评价《三只虫草》，她说阿来借助藏族少年桑吉，阐释了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个体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物质主义来势汹汹，宗教灵性和现代知识文明还远未相辅相成，个体该如何选择自己切实可行的未来？又如何给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启蒙与心灵的安适？陈继明的《圣地》，因小说故事比较单纯，往往会被归入“现实”“人性”“爱”“成长”等“永恒”母题之中。

　　那么，使小说叙事服从于当前政治经济逻辑的价值预期究竟是什么呢？突出的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是文化传统主义价值倾向。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认为，今天的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正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把观察现实、时代及民族问题的视角，不约而同地内置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缔造的民间秩序中去了。他们觉得，只要民间民俗文化的秩序还没有被彻底毁弃，抵制现代性的能量就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于是，他们通常对人格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非常有信心。无论讲多么复杂和混乱的城市故事，他们都显得相当有底气。这时候，你就明白，他们笔下的人物为什么到最后，总是那么游刃有余，总是那么干脆利索，总是那么不约而同地删繁就简、返璞归真了。对他们的真诚，我十分敬佩，但对他们观念的有效性我表示怀疑。

　　第二种是隐秘知识或隐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创作和评论，好用“隐秘”“私密”“边缘”“偏远”“少数”等知识和经验。这种倾向的叙事和批评，其实正是现代性思想得以贯彻到民间社会结构，并以怀疑姿态重构人本身的努力，乃至于通过人的普遍自觉，建立现代社会机制，理应得到足够重视。然而不巧的是，这一类叙事和评论，并没有充分吸纳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崛起的中国先锋文学思想资源，而是直接采取与现实和解的姿态，于是解构主义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个体私密化地方知识、经验和乡愁，因无法内在于现代社会，它的思想能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之所以说上面谈到的几篇作品为代表的这一路小说叙事，通过不同角度研讨同一个问题，是因为这批小说不同于上述两种情形，并不满足于眼前现实问题，也不是急着给流行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体找出路，而是企图通过叙事学的凝聚，反复验证当下问题的历史根源。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动用了总体性视野，《圣地》表现得尤其典型。

　　小说以一个叫周小羽的女大学生的死为视点展开，叙述人“我”、我妻子、我妹妹，还有小羽就读的某高校老师、小羽的几个室友等，既是死这件事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同时也是自觉不自觉的死亡制造者。小羽在武汉大桥纵身一跳，一切都结束了，但关于小羽的一切刚刚拉开序幕。这是典型的故事结束，叙事开始，话语终结体验开启的一部小说。从故事层面看，作家接下来的任务，似乎便是层层剥茧，端出死的谜底。可实际上，陈继明回避了这样一个步步走向消费刺激但思想半径却加紧收缩的大众流俗思维惯性。因为他知道，即便毫无理由的死，总会有令人唏嘘的悲剧，要紧的是，要挖掘悲剧根源，只能对激越的感性进行转化，否则，所有的有效追问马上会搁浅在个体道德和人性的沙滩上。为了使偶然的死更具有必然理据，陈继明把追究小羽死因的故事，变成了对每一见证者、旁观者价值观成因的体验。“撒谎”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成了我们文化的关键节点。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强调的，我们的学校文化正面突出的，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一贯灌输的和我们的情感伦理所承诺的，一句话，我们设身处地塑造和即将兑现的文化，已经铁桶一般，与个体正当的人性期许是如此之错位，与成熟现代文化秩序是如此之卯榫不合，这才是小羽从小就执意把死理解成诗意、美的真正渊薮。这样一个选择，成功避开了一长串顺口溜似的社会学答案，比如独生子女问题，教育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和家庭影响、网络文化影响等。在小羽死的问题上，似乎谁都有问题，又似乎谁都没有直接责任，这才是小说企图告诉我们的思想难题。

　　从这个层面来看《飞行酿酒师》，对铁凝何以始终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高与低、上与下和解的条件，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它们中间横亘着一条已经失效了的人格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所谓的“内在性”，缺乏必要的“外在的”支持。同理，当隐秘知识或隐秘主义叙事逞一时之盛，《三只虫草》及偏远知识生产地的孤独少年桑吉，肯定不太符合需要用隐秘知识和经验革命的“现代性”。原因也很简单，隐秘知识的发掘者、隐秘主义叙事的追捧者的终极目的，早已不是格尔茨或福柯意义的解构主义，而是视现代性为仇敌，并且就是为着颠覆现代性。至少，他们本质上不是深入地解释当今人们普遍的焦虑和无助，他们信奉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就是营造人性的、人生的乌托邦归宿。

　　幸好，铁凝、阿来、陈继明等小说家，通过艰难的叙事努力，留下了当下的思想证词。（作者为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