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提高以文化人、以文服人的能力。

　　为什么要强调以文化人、以文服人

　　强调以文化人、以文服人，是适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提出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力，中国和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屹立于民族之林。

　　强调以文化人、以文服人，是适应人民文化自觉增强的必然要求。人的精神需求时刻都是存在的，但精神的需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会缺乏自觉，或者表现为物质的追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追求的觉醒是中国人生活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包括学习传统文化的寻根之旅等等体现了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脉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以文化人、以文服人的角度着手，更有助于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国之强不仅仅是“力”之强，还要“德”之强。“德”之强表现为一种吸引力和感召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代代相传，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依靠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在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中，优先使用的战略手段是德化。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真理。以文化人、以文服人可以说是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如何“以文化人”“以文服人”

　　如何才能做到以文服人？前提是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的核心是充分认识到文化力，充分认识到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作用，认识到人的世界根本上是一个人文的世界，有道德精神的世界。早在2005年，习近平就谈到了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赋予经济以人文价值、组织效能、竞争力，赋予经济以生命的意义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一价值指向。认为文化是政治的“导航灯”，为民主政治提供基础和条件，为制度更替提供精神武器，为一定的政治状况提供国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心理、风尚和习俗。文化为社会民族提供维系的力量，提供认同感和归宿感，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成为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文化的自觉就是要自觉地认识到人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是一个为道德意识说弥纶的人文的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都要有助于人实现生命的积极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以文服人包括两个基本要点：其一是以理服人；其二是以德服人。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民族很难以文化人，没有高雅的道德追求的民族很难以德服人，理性不发达的民族很难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文服人”和坚持文明多样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

　　以理服人任重道远。以理服人要完成三个层次的工作，第一层次是要讲清楚中国自己的特殊的“理”。文明是多彩的。多彩，就是要讲出自己的色彩，丰富自己的色彩，创新自己的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自己的理，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理，中国人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有自己的传统。这些道理都需要认真研究，讲清楚。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就是要求讲清楚自己的独特的理。

　　第二个层次是讲自己的理要立足自己讲，也要参考别人怎么讲。自己的理自己讲，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必妄自菲薄。多彩不是封闭，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傲慢和偏见，而是谦虚，只有谦虚的文化才能化人，大海能够汇聚江河，因其居下。讲好自己的理也要参考他者讲我们的理，这样才能有自省的维度，开放的维度。

　　第三个层次是还要讲好他者能够听得懂的“理”。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理，有西方人讲理的方式。文明是包容的，尊重其他文明，按照他人的讲理的方式讲理，才能得到他者的理解和接受，才能起到化人的目的，才能反观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并更好地发现自己的特别的色彩。

　　以德服人除了要讲好中国伦理道德独特的理以外，还要进一步发展国民性的“优根性”，克服“劣根性”。习近平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均是以德服人的机会和载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担当着以德服人的责任，需要有相应的道德自觉。

　　德化的作用可以有媒介，比如某种思想和理论，比如语言，比如礼仪制度等，但根本上是人，中国人在国外的活动本身就在传播着某种文化，引起外国人不同的道德感和道德认知，从而被贴上不同的文化标签。文化走出去依赖人民大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的影响力。少数中国人在海外“挨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豪”形象使然，提升文化品位，提高道德自律势在必行。

　　湖北省作为文化大省，完全可以在落实文化强国战略方面大有作为。文化如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荆楚文明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依然可以成为湖北发展的“助推器”、“黏合剂”，并在对外往来中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执笔：周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