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三门峡市因黄河之上那座非常著名的水利工程而建立而知名。三门峡水库改变了黄河中下游的水文地理，影响了三门峡周边的行政区划。然而与这块土地相关的历史故事却经久流传，历史记忆附着在文物古迹上，珍藏在民间文化中，至今依然生机勃勃。

　　万古殽函万古山，苍茫入望几弯环。历史不会忘记，直到现代陇海铁路建成以前，黄河三门峡区域一直是殽函古道上的重镇，是连接关中和中原的枢纽。在3000多年前西周建国的时代，崤函古道承载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召公创造历史的车辙与足迹，并为三门峡留下甘棠旧治的美名。现在，因为三门峡人重新营造的召公祠，召公甘棠遗爱的佳话和敬德保民的精神穿越远古历史的风烟，重新焕发出动人心魄、启人心智的耀眼光芒。

　　一、周召之治

　　公元前1042年，周武王病逝，刚刚征服殷商取得天下的西周政权随即陷入危机。

　　这场危机因为三监的叛乱而引发。

　　武王灭商后，为了笼络殷商遗民，将原商朝的王畿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封给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另外两部分分别封给自己的同胞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让他俩协助武庚管理殷商遗民，号称“三监”。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继位，因为成王年幼，由武王的二弟周公旦摄行政当国。周公是武王的股肱之臣，武王灭商，周公参与谋略，后封于鲁。周公摄政后，席不暇暖，自谓“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即便如此，远在东方的管蔡却对他心怀不满，另有打算。

　　管蔡的不满也不是没有道理。周室的王位继承规则本是立贤不立长。管叔是武王的大弟，而且他镇抚殷遗，手握重兵，现在周公摄政，他难免想入非非。管叔以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为由，串通蔡叔一起怂恿武庚，煽动殷商遗民发动叛乱，东方沿海的夷人也蜂起响应，刚刚稳定下来的中原局势再度陷入鼎沸。

　　管蔡兴兵作乱，可能与镐京的王室宗亲串通声气，因此西周王畿也开始谣言四起。政局危殆，形势比人强，周公必须果断镇压叛乱。但是，如果他离开镐京，谁来看住关中这个大本营呢？何况劳师远征，需要兵员车马，需要充足的粮草供应，后方必须有人为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王庭之上，能让周公信赖并仰仗的只有召公一人。

　　召公名奭，司马迁说他与周同姓，也是姬姓。还有学者考证他是文王的庶子，或者是别子。召公与周公同为三公，都是开国元勋。召公的政绩可以追溯到文王的时代，据说他“日辟国百里”，深得文王赏识。他的食邑是岐山下的召，与周公的食邑周相邻。在伐纣的战争中，召公功勋卓著，因此武王把他的儿子克封于燕。召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与周公旗鼓相当。周公东征平叛，以召公为后援，看来更有胜算。

　　国势飘摇，时不我待，两位周朝的开国元勋联手共克时艰。周召用一年的时间稳定后方，随后周公移师东征，在中原左征右讨，长达两年。最后管叔被杀，蔡叔被囚，武庚逃亡北方。据说召公也参加了后期的东征，但主要的任务还是稳定后方，辅助成王，支援东征。

　　经过周召的苦心经营，动乱得到平息，秩序重新恢复，疆域也扩大到了东海之滨。天下安定以后，周召决定完成武王未尽的心愿，在伊洛地区修建新都洛邑，作为统治东方的中心。召公参与了新都洛邑的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新的都城被命名为成周，而镐京则被称为宗周。成周与宗周，一东一西分峙，形成周朝统治天下的权力中轴。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再次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分封，广建诸侯，分土授民，大批的王室尊亲和功臣被分封到东方。与分封制配套，又制定了宗法制和井田制，天下被纳入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统治秩序里，周朝的礼乐王道广泛传播于天下。

　　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召公享有高寿，后来成王驾崩，他又辅助成王的嫡子康王继位。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旧史往往把成康与文景、贞观等并列，誉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成康之治的出现，可以说是在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经营下实现的。直至春秋时期，后人追述周初的历史，常常周召并提，称之为“周召之业”、“周召之迹”，因此所谓 “成康之治”，也是“周召之治”。

　　二、甘棠清风

　　汉代的学者认为，周召之治采取了分陕而治的形式。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分陕而治的陕所指何地，汉代人的说法是当时的弘农、陕县一带，也就是现在三门峡的陕州区。

　　司马迁为召公作传，文字不多，却突出介绍了召公治理西方的成就。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召公治理西方，很得民众的敬爱。有一次，召公下乡巡察，因不愿耽误农时，就在一棵棠梨树下面判决刑狱并处理政事。在召公治下，从侯伯到百姓，每一个人都各安其分，没有无业流民。召公去世后，百姓思念他的恩德，爱屋及乌，特别怜惜这棵甘棠树，不敢砍伐。于是，民间就产生了一首歌颂召公的风谣，就是后来收进《诗经·召南》里的《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这就是召公甘棠遗爱的故事。太史公著史遍访名山大川考察历史遗迹，很可能这个故事当时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连续两次战争使西部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安抚民生、发展生产是重中之重。召公的政策是经济上休养生息，鼓励农桑，政治上明法慎刑，排解纠纷。为了保障两项政策的实施，他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因此引得了百姓的爱戴与支持。孔子虽然盛赞周公之德，但是他同样很欣赏召公的美德。《孔子家语》里记载孔子阅读《甘棠》的心得：“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召公宁劳一人不劳百姓的惠政与他的思想是一致的。《尚书·召诰》集中体现了召公的治理思想。王国维考察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认为《尚书》论治，惟言庶民。而《召诰》论证尤其精湛，“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

　　《召诰》的核心思想是敬德保民。文中召公反复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他指出夏殷两代都是接受天命而立国的，但却不能延长国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夏殷末代君王“不敬厥德”，暴虐百姓，所以“天亦哀于四方民”进而转移天命。召公特别强调对百姓当以教化为先，不宜滥用刑罚，“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不要以暴虐杀戮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亦敢殄戮用乂民”。召公所谓的“德”不仅仅是对百姓行仁政，他更重视在上位者的道德修养。他告诫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就是说只有成王立于德之首，为天下之榜样，百姓才会效法以行于天下。从天子到公卿士大夫，君臣上下勤政爱民，形成美德的层层传导，或许才能使周室接受的天命像前代的夏朝和商朝一样久远，甚至获得永久的天命。

　　西周政权之所以能够克服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召公为代表的开国元勋提出并实践了以德治国的理念。以德治国克服了西周王室可能的分裂，也弥合了灭商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东西不平衡，与宗法制和分封制相表里构建的德治礼序，最终造成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一统格局。王国维评价《召诰》，说“自来言政治者，未能有高焉者也”，可谓深得其意。

　　召公甘棠遗爱的故事流传千古，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演绎，甘棠已成为勤政爱民的清官廉吏的化身。有人统计，传世古诗用典涉及甘棠的有3000余首。历史上在地方任职造福当地的官员，百姓感念他们的功德，常常夸奖他们有召公之德，进而把这些官员曾经工作或游历的地方冠以“甘棠”之名，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上以甘棠冠首的地名仍有上百个。这些地名背后很可能也都隐藏了一段清廉佳话，折射出甘棠遗爱的光芒。

　　三、古祠传响

　　三门峡地区自古就有崇祠召公的风尚。

　　唐代人撰写的《邵伯祠碑记》中有“陕野莓莓，燕郊浩浩，二千余载，管磬在庙”之语，将三门峡召公祠的历史追到周初，这一说法可能出自当时人的猜测。不过，最晚到汉代这一地区肯定已有祭祀召公的祠庙。因为“分陕而治”的说法是汉儒提出的，甚至有人考证，召公听讼也在当时的陕县。到了唐代，首都长安要仰仗黄河漕运的物资补给，陕州是漕运的中转点，地位更加重要。上至皇帝，下至名士，都认定陕州是分陕而治的地界所在。比如唐玄宗就有一首《途次陕州》的五律，首句就是“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从唐代开始，三门峡的召公祠正式出现在各种文献记载里。

　　三门峡历史上的召公崇拜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过去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最低的追求是封妻荫子，最高的理想是千古留名。如何才能千古留名？那就向召公学习，敬德保民。此外，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召公的精神也为他们监督地方官廉洁为政提供了参照。普通老百姓目不识丁，不可能通过《尚书》里佶屈聱牙的古文去研究召公的思想，但是家传户诵的《甘棠》以及其他的民间故事让他们记住了召公，因此常常期待一个像召公那样的清官为他们主持公道。

　　因为有召公这个表率，古陕大地上产生了“清官留靴，赃官留帽”的民俗。据说过去主政陕州的长官离任后，如果是清官，士绅百姓就在陕州城的门楼里挂一只官靴，写上其姓名，祝愿其官运通达；如果是赃官，就挂一顶官帽，也写上其姓名，盼望其早日丢了乌纱帽。

　　唐代陕州召公祠举行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是主政的地方大员倡导廉政、严肃风纪的重要活动之一。收在《全唐文》里的《邵伯祠碑记》，记载了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陕虢观察使（陕州虢州两地的监察官）姚南仲重修召伯祠的经过。这篇文章说，姚南仲到陕州任职后，以上率下整肃地方风纪，为此重修召伯祠。他没有为召伯祠修建华丽的宫殿，而是将旧的房舍进行了维修，并让人在祠中栽种了甘棠树。姚南仲告诫地方官员向召公学习，谨慎处理诉讼，维护公平正义。召伯祠修缮一新后，姚南仲主持举行了盛大的祭祀召公的仪式。在参加仪式的官吏当中，有当时的陕县令李晋肃，是他请人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并刻石立在召伯祠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李晋肃县令是“诗鬼”李贺的父亲，还是“诗圣”杜甫的表弟。他早年非常落魄，到老才做了小小的陕县令。李晋肃官阶低微，但德操高迈，召公精神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

　　古陕州地理位置特殊，历来战乱灾荒不断，召公祠一直屡坏屡建。明朝弘治初年，陕西地震，召公祠可能遭到了毁坏。据清代人修撰的《直隶陕州志》记载，弘治九年（1496年）时任知州汪濬再次将召公祠修葺一新，并举行了祭祀活动。汪濬重修召公祠是在明孝宗“弘治中兴”的背景下进行的。明孝宗整顿吏治，革除弊政，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汪濬是弘治年间的进士，他以刘昆、姚崇、孙伏伽、李泌、范祖禹等人陪祀召公，这些前贤都是历代与陕州有关的清官廉吏，因此他重修召公祠可能是为了响应明孝宗开展的反腐行动，有整顿地方吏治的目的。这位主政陕州的地方官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臣，正德年间，他拒绝依附刘瑾、焦芳，受到打击报复。嘉靖年间，他一度出任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后因议“大礼”没有迎合明世宗而落职。他尊崇理学，与王阳明往来密切，人称石潭先生。

　　1929年，陕州召公祠毁于军阀混战。随后由无锡慈善家唐滋镇、唐圻镇兄弟等人出资重新修建。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修建三门峡工程，召公祠被拆除。然而，三门峡人并没有忘记召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地经济和文教事业的振兴，缅怀先贤、文化寻根蔚然成风。2000年，在三门峡市领导的鼓励下，当地企业家吴启民捐资，在原召公祠的遗址上重建了一座占地1.3万平方米的甘棠苑，使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召公祠再次屹立在古陕大地。10多年来，吴启民放下家业，全身心投入召公文化的挖掘与研究。他广搜文献资料，遍访专家学者，资助学者开展召公研究，引起了国内外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支持。在他的努力下，甘棠苑成立了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公文化研究中心，建成了河南省和三门峡市两级纪委挂牌的廉政教育基地。新时代的陕州人再次将召公祠建成了古陕大地上尽人皆知的文化名胜，三门峡因为召公祠的复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脉。

　　站在召公祠的藏书楼上，可以望见从群山之间滚滚而来黄河之水。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古陕大地可谓有本矣，三门峡人不曾忘本，为政一方者能不勉乎？（本文历史时限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感谢河南省三门峡市纪委提供采访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