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石仲泉同志的新著《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对长征中的许多问题根据近年他个人重走长征路的实地考察作了认真辨析。本刊约请他谈了其中几个基本问题。

　　——编者

　　长征已过去80年了，但长征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其中仍有一些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和需要澄清的模糊认识。

　　为什么说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些年来了解和研究长征的人多了，不时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不以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作准备的1934年7月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进作为红军长征的历史起点？这是因为那两支部队尽管是数千人的运动，但毕竟还属于小规模，前者主要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后者带有探路性质。它们无疑是长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年10月的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一是队伍达八万六千余人，是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二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随军运动，影响巨大。因此，以1934年10月作为红军长征历史起点的标志是无可非议的。

　　为什么也可以说“长征是六万五千里”？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里讲的是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

　　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因此，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比较完整。

　　为什么说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一个动态过程？

　　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的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洪江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为什么不能把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

　　过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不加区别。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应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从主观方面说，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不仅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而且苏区内的人、财、物等资源基本耗尽，再也难以支撑一场需要大量兵员和物资的战争。进行战略转移，从理论上说是活路，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图发展。这就是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前者要否定，对后者要肯定。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

　　这些年开展红色旅游，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愈趋激烈。我在考察红军长征路后，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各路红军长征都有自己的出发地，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也不止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其定位标准，就中央红军而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还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长征还有各自的出发地，如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苍溪，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不只有唯一的一个，而是多元的。

　　如何深入理解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

　　第一个方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个方面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这个方面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个方面是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者更多。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