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同时它又表现为能够在坚守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批判和反思；还表现在能够对外来的优秀文化进行充分的整合与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可以分别从历史经验、时空效能、演化逻辑三个维度来认识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这三个定位。

　　1 更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若文化自信丧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石都将崩塌

　　文化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已经融入我们血脉的、共同的民族思维模式和精神气质。它形塑着人们的思维方法，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习惯，界定着人们的审美趣味，指引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是一种无声的指令，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有了共同的文化，一个民族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一个社会才能够不涣散，一个国家才能够不崩解。一个国家最终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遵循什么样的理论，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但归根到底是文化的选择。

　　对于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启动较晚的后发国家来说，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这些国家亟需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设计制度、理论和道路；另一方面，在与先发达国家进行文化碰撞时所遭受的践踏欺凌，丧权辱国，又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极度的不自信。这个矛盾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传统思潮。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民主共和的失败尝试，在极度失望之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由于要矫枉过正，他们对传统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情绪化的进攻姿态，但这种情绪宣泄也开启了用激进主义的方法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先例。“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也与此契合，皆是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文化，才能建设新文化。结果却是 “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反而造成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自信。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这一问题不解决，任何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和制度尝试都不可能得到民众的真正信服，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一旦遇到挫折或外来影响就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动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西方的哲学、政治学名著被翻译引进到国内，由于“文革”十年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处于偏激和荒芜的状态，这些西方名著的出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震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希望从西方文化中获取灵感，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当时有一部电视片叫《河殇》，其主要观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西方“蓝色文明”学习，特别是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这种观点其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情绪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强的文化自卑情结在里面，在当时的文化圈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小平同志此时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民众对国家道路的自信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要国人全面重拾我们的文化自信。

　　2 更广泛：从时空效能上看，文化自信不仅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又能涅槃重生的力量源泉，还可以在各个社会活动领域激发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时代精神和行业精神

　　诚如梁漱溟所言，“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 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 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能征服他的事。”我们之所以乐观地相信中华民族必将复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自信其实还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即便是在国家最为危难的时刻，文化自信也始终是支撑优秀的中华儿女挽狂澜于既倒，舍身奋起而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

　　1935年，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了遗作《可爱的中国》。他写道：“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华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华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方志敏写此文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长征，中国革命事业正处在低谷时期，但在这篇文章里，你丝毫看不到他对个人命运的哀叹，更看不到对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悲观失望，反而是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美好憧憬。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动情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来看，文化自信的广泛性也体现在它就像种子一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社会活动领域都能激发国人爱国热情，并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精神和行业精神。中国共产党在95年的奋斗历程中，就培育了一系列具备民族特色、体现政党特质、反映时代要求的伟大精神。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抗洪抢险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伟大精神的产生，都源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文化自信，同时这些精神又在不断丰富、滋养、繁荣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3 更深厚：从演化逻辑上看，文化自信的丧失与重拾都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这一自信一旦牢固树立，其影响必将持久而深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关乎民族群体的精神风貌、心理习惯、感悟体验，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认知、价值评判和终极关怀。这些都需要漫长的孕育、反复的凝练、长久的积淀。文化自信心的丧失与获得过程也是如此。

　　近代以来，国人对于自身文化认知的变迁过程非常符合汤因比所说的“文化反射率”。鸦片战争后，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第一道被西方文化冲破的就是器物技术的防线。“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说明当时的国人在文化意识上只承认西方在器物层面强于中国；从康梁维新到孙文革命，标志着中国人在制度层面文化防线被击破；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开启了在文化思想行为层面的自我批判，这一过程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更加刻骨铭心，遇到的抵制也更加强烈，因此进展也极为缓慢。

　　对文化层面的批判与拷问，最终促使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文化觉醒。中国共产党既诞生在这一文化觉醒的过程中，同时也极大地引领和加速了这一过程。中共党人通过艰苦的探索，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再次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开始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现代化，最终要体现在全体国民心理层面的现代化，体现在全民族文化自信的彻底重拾。这一过程需要民众在长期实践中反复地对比与确认，体验与沉淀；需要全社会将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重要任务，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还需要我们用具有自己特色的话语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成功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全面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是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标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最深厚的自信的重要原因。（作者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