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雄才（1913-2001）完成于1956年的《武汉防汛图卷》，是一件有着“防汛诗史”美誉的新中国山水画经典作品。该卷纸本设色，高30.4厘米，长2788厘米，现藏中国美术馆。

　　1954年夏，长江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武汉全市军民紧急动员，投入轰轰烈烈的防汛抗洪斗争。作者以此为背景，艺术地记录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天斗地的场面。该画在数以百计现场速写的基础上提炼而成。全卷以整个防汛历程的发展为时间线索，自右而左分十二段陆续展开。段与段之间，以大堤、江面、树木、建筑等承前启后巧妙过渡，衔接自然不着痕迹，虚实相生开合有度，给人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受。

　　《武汉防汛图卷》借助和发展了传统手卷画的绘画样式，以史诗般的浩瀚场景，成为反映新中国新社会建设风貌的代表性作品和以传统笔墨表现新时代新生活的成功范例。

　　1956年7月10日，“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开幕。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参加了展出，旋即成为舆论的焦点。其时《美术》杂志不遗余力地对这次展览予以持续报道，尤其是对于传统绘画能否表现现实生活等问题作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而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也成为大家讨论传统绘画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可能性的最佳范例。

　　翻阅着已经泛黄的半个多世纪前的《美术》杂志，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画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中国画如何表现新中国新生活新气象等方面的问题，构成了这一时期关涉中国画文章最为主要的探讨内容，而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又无疑是这些文章引用最为集中的作品和谈论相关问题的最佳范本。

　　显然，新的社会现实图景要求美术家们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当时这种观点的集中出现，实际反映了现实主义文艺路线在传统绘画领域的主导作用开始形成。

　　黎雄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长达七八年的西南、西北写生经历，使他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描写和把控复杂场景的能力。因此，黎雄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能够创作出描写现实斗争复杂场景如《武汉防汛图卷》这样明显超越同时代画家的恢弘壮阔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徐燕荪在1956年这样评价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展出作品中最使我重视的是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长卷，他这幅画既反映了新社会人民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伟大气魄，同时还成功地运用了国画传统的技法，不只说明了主题，并且是增助了画面的美丽，这是为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的民族风格的美丽，找不出舶来的气息。”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是对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无以复加的褒奖，以及对该画所体现出来的山水画创作思想和风格趋向的最具力度的倡导。而所有这些，又显然与黎雄才在该件作品中完美地解决了当时所有国画家共同面临和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密切相关——即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对于《武汉防汛图卷》这件具体作品而言，“反映了新社会人民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伟大气魄”，当然就是反映现实生活；“找不出舶来的气息”则说明作者在造型及技法上虽然有过学习东西洋绘画的经历，但已经化得了无痕迹；而“成功地运用了国画传统的技法，不只说明了主题，并且是增助了画面的美丽，这是为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的民族风格的美丽”，显然就是指该作品在运用传统技法上能够古为今用，并且化传统绘画的以孤寂清静为美，而为雅俗共赏和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风格特色。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于非闇更以《动人心目的“武汉防汛图”》为题，抒发了他的感慨，对此画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建国以来，由于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和对于民族绘画的重视和关怀，在国画创作方面，就一年比一年进步，一年比一年提高，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次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作品就比第一届的更多更好，其中“武汉防汛图”卷，我认为就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鸿篇巨制动人心目的作品，这卷画，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动人的现代作品之一。”

　　《武汉防汛图卷》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它所表现出的宏大叙事结构，耐人品读。黎雄才将现实主义的思想观念注入新山水画的实践，为中国画表现时代生活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作者系广东画院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