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在圣彼得堡小话剧院观看过《兄弟姐妹》的原版演出。不懂俄语的我，看得热泪盈眶，只缘许多戏剧场景与我们的历史经历和生活经验，竟是如此的相似，假若演员们换上中式服装，活生生的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容量无尽的群像与细节

　　《兄弟姐妹》一剧，由导演列夫·朵金和阿尔卡季·卡兹曼、谢尔盖·别赫捷列夫根据苏俄作家阿勃拉莫夫的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四部曲改编。兄弟姐妹指的是普里亚斯林一家的五六个孩子（小说中六个，出现在舞台上是五个）；也是佩卡希诺村“新生活”集体农庄管委会主任安菲萨·彼得罗芙娜口中的全村的父老乡亲；又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号召全体苏联人民为战争牺牲一切的动员令中“人民”的代称。无论在哪一意义上，“兄弟姐妹”都指称群体而非个人。尽管在这部近六个小时的长剧中，也活跃着米什卡、丽莎、安菲萨、瓦尔瓦拉等一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但感人至深的，却是那一个个令人震撼的群众场面和令人难忘的群体形象。

　　战后，在迎接全村第一位从前线归来的复员战士的村宴上，村民们像过节一样，家家拿出储存已久的土烧酒，人人聚精会神地品尝着难得一见的牛肉。对于长年吃惯土豆或用苔藓和嫩木心做成“面团”的村民来说，这无异是只有神仙才能享受的美味。这时，戏剧动作几乎停顿了，或者说，人们望着牛骨头的惊奇目光和细嚼慢咽的满足神情，便是全部的戏剧动作。在这长长的停顿中，包含着多少幸福、多少辛酸，多少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复杂情感与生活内容。突然，仓库管理员瓦尔瓦拉一声“吃肉啊，吃个饱吧”的吆喝，打破长长的停顿，伴随着七高八低的呼喊，满台都是挂着泪花的幸福笑脸。人们纷纷举杯相庆。第一杯酒自然是为胜利干杯，接着人们举杯感谢带领大家熬过战争艰难岁月的农庄管委会主任安菲萨，感谢包揽了全村男人杂活的小伙子米什卡。不知又是谁高喊了一声：“眼泪也流够了，来唱歌吧！”村民们唱起歌、跳起舞。在忘情的歌舞中，人们望着第一个返回家乡的战士，不禁黯然伤神。战争开始时，这个小小的北方村庄，有六十多个精壮汉子和青年，在妻子、母亲的陪送下奔赴前线。四五年过去了，死亡通知书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村里，还有多少人杳无音信。这个欢乐的宴会从一开始就混合着心酸的眼泪。这就是朵金刻意营造的一个场景。不管你说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也好，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也罢，也不管你认为这是传统的以喜写悲，还是现代/后现代的日常场景陌生化，朵金告诉人们，一个戏剧场景，仅仅一个场景，可以容纳多少生活容量、历史底蕴、情感冲击、思想内涵……它超乎体系，超乎手法，一切都是连血带肉的历史细节，一切都是毫无伪饰的生活真实。

　　剧中最大的亮点，是那长达十几分钟、生气盈溢、令人为之一振的播种场面。由圆木搭建的活动平台从高处慢慢地降下，一群衣衫褴褛的农妇，拖着疲惫的步履，跨过活动平台，走向台口。四仰八叉地倒地围坐，心开意豁地倾听安菲萨讲述上帝比较牲畜与女人发情次数的荤笑话。爽朗、谑浪的瓦尔瓦拉模仿男人粗野地扑倒在老妇人玛尔法身上。玛尔法迅速地撩起瓦尔瓦拉的裙子，猛揍她的屁股。女人们嬉笑着扭成一团。这里丝毫不涉半点儿猥杂琐屑，性的饥渴，性的戏谑，是性压抑焦虑情绪的释放，是对残酷无情的战争摧残人性的控诉。正像民间小调所传唱的：“亲爱的去打仗，我留在小桥旁。转眼到了第五年，小寡妇还在守空房。”也一如被指责行为不检的瓦尔瓦拉悲愤反问：整个村落除了老弱病残外，叫我到何处去找一个不是少年的男人？

　　在片刻的嬉闹之后，农妇们抖擞起精神，背起装着种籽的背包，开始播种。活动平台渐渐升高，站立在不断升高的平台上的众农妇与站在台面上的农妇构成一个整体，齐刷刷地挥动着手臂，将种籽撒向希望的田野。即便收获的粮食颗粒不剩地输往前线，即便苦难的岁月望不到尽头，也无损她们忘我劳动的豪情。你愿意将这一场景看作劳动的诗化也好，解读成精神的提升也罢，这里的一切，都紧紧依托在这片被汗珠和泪水洗刷过的土地，依附在朴实无华的相信“战争结束了，就不会再挨饿”的愿景上。

　　悲怆悲壮的震惊与勇气

　　然而战争结束了，饥饿依然存在。全剧第二部分的开端，展现的便是这样一幅由喧嚣的音画背景映衬下的静止画面。投映立在舞台后区的活动平台上的宣传影片：红旗飞舞，麦浪滚滚，雄壮的歌声夹杂着马达轰鸣声，拖拉机、康拜因奔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投影光束渐暗，舞台灯光渐亮，坐在舞台前区观看电影的，是两三排挤在一起、面带饥色、目光茫然的村民。紧接在后面的，是现实生活中强征公粮与掏尽村民腰包中最后一戈比认购“复兴公债”的场景。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舞台剧《兄弟姐妹》首演于1985年。导演朵金说：“剧场的目的——就是震惊。”但无论是苏联，还是今日的俄罗斯，也无论历史多么严酷，生活多么沉重，揭示摧毁性的真实所带来的震惊，都需要有天大的勇气。

　　朵金不是愤青，也不是虚无主义者。全剧首尾相顾，既承受着历史境遇浓得化不开的悲怆，也充盈着迎击历史命运的悲壮。全剧的开头是，春天来了，全村的男女老幼涌向用粗木栏杆围护起来的渡口，凝神谛听远处传来的一声声汽笛声。从上游驶来的轮船上，或许载有人们急需的粮食和草料，或许搭载着久别归来的亲人。无尽的苦难与忧愁压不倒人，只要希望还在，春天就会到来。末尾是米什卡想写信营救因给饥馑的村民发放口粮而被拘捕的农庄管委会主任卢卡申，但除了他的妹妹丽莎外，人人借故推脱，无一受过眷顾的村民敢在信件上签名。舞台灯光渐暗，孤身坐在渡口的米什卡抬头仰望长空，远处传来凄切悲怆的鹤鸣。渡口还是那个渡口，村民还是那些村民，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机制，将人变成非人？观众与米什卡同时陷入深深的沉思：是什么样的希望与精神力量，将帮助佩卡希诺村的村民们，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我已出七近八，对我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舍斯托夫等俄国文学家、思想家，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们青年时代的思想与心灵。也由于历史境遇的相似，俄罗斯那片充满苦难与悲怆的土地，仍时时牵动着我们的心绪与情思。

　　3月4日，我在天津大剧院重睹《兄弟姐妹》的演出。两次观看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今日看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鲜明的对比与直喻……都显得略为陈旧。然而我深夜走出天津大剧院，激动依旧，悲怆依旧，心头仿佛堵塞着一股难以排解的复杂思绪与情感，一半为俄罗斯，一半为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