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路，李健吾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存在。他是一位作家，散文《雨中登泰山》是名篇；也是一位戏剧家，用沈从文的话说，“李健吾在戏剧问题上哗拉哗拉多”；还是一位文学翻译家，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的系列喜剧作品。2016年是李健吾诞辰110周年，今年是他逝世35周年纪念。文学界重新审视这位文学“多面手”，则更多地注重他的文学批评家身份，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于《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共计15万字左右。这些文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以如诗般的语言发出时代强音

　　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曾说过：“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批评虽然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延伸，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批评家在追寻批评对象文本意义的同时创造的艺术品。批评也是一种创造，从作品中伸展开去，看到作品背后更丰富的内涵，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理想境界寄托于批评，成为批评家的精神家园。李健吾渴望为批评寻求一种美学定位，而不仅仅是承担解释与阐释作品的任务，还应当通过批评传达出对社会的认识，尽管这种愿望是潜在的。

　　在寻美的同时，李健吾必然地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1935年，他在评价萧军《八月的乡村》时写道：

　　然而一声霹雳，“九一八”摧毁了这次殖民地的江山。他不等待了。“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和它们粗大的树木，肥美的牛羊，强悍的人民，全要从他的生命走失。他当了义勇军。眼睁睁看见自己争不回来他心爱的乡土，一腔悲愤，像一个受了伤的儿子回到家里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谋面的祖国，一个无能为力的祖国！萦回在他心头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纷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缀成他余痛尚在的篇幅。

　　在李健吾优美的文字和如诗般的语句引导下，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幅画卷，也感知到了一颗悲怆的心，听到了一阵阵扼腕叹息。《八月的乡村》与现实的紧密度促使李健吾正视民族的灾难，即使他希望看到一切的美、一切的善。他身不由己地迎接时代的洗礼，残酷的时代和惨不忍睹的现实不允许他葆有艺术家所谓的“公正”。他义愤填膺地写下：“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这来自现实主义批评语境的力量，使得李健吾站在大众的位置上，担负起了文学批评的历史使命，也响应了现实主义批评要应和历史前进步伐的观点。

艺术标准立足于社会现实

　　李健吾兼及创作和批评，跟操持现实主义批评话语的批评家们不同，他不是留学日本或苏联，而是拥有赴西方深造的经验。西方的浪漫主义因子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他具备严密的逻辑学养、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宽阔的文学眼光，所以他可以从专业的审美角度去看待任何一部作品，以充满柔情的笔墨带给读者审美感受，以学理的角度分析作者的创作初衷，甚至会喧宾夺主地把自我当作批评对象，只要它们是艺术的、是美的。所以，他对过于热衷苛求文学与现实紧密联系、深受苏俄文学理论影响的现实主义批评话语，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

　　在《关于现实》中，李健吾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幻觉也罢，这是现实。它来自现时，而是一种特殊的现时。它在现时之中成长，犹如玉之于璞，或者，金之于沙。它不等于现时。然而，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忘记最有力的效果是选择的效果。大胖子并非大力士，瘦子也不是美人。现时属于照像，但是现实，含有理想，孕育真理，把幻觉提到真实的境界。

　　然而，就在对现实主义进行认真审视的同时，现实主义批评的合理性已经悄悄地渗透进李健吾批评的骨髓。现实主义批评与现实的结合度，现实主义批评承担文学批评干预生活的责任的有效性，现实主义批评引起的读者的关注度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现实主义批评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推动，对灾难中的中华民族的唤醒，这些都让饱含爱国热情的李健吾深深叹服。所以，他也默认了现实主义批评话语。在他看来，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最好的说明可以到书摊寻找。他认为曹禺的《蜕变》，在抗战初期问世，“是一面明照万里的镜子，也正象征一般人心的向上”。他坚持的艺术评价标准立足于当时文学所处的社会现实，他坚信，批评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把握和审视作品。

印象批评深化和拓展了批评主体的自省

　　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看重的是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发挥，遵循个人的趣味与感受。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深受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在实际批评过程中，他注重个人的印象和感受，也尽可能地接受和消化了印象主义“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的批评方式，但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未全盘照搬法国印象主义观念。他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充分认识到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创造性和批评家的主体性。

　　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李健吾明确提出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的艺术创作，认为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具有主体地位：

　　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也只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它有自己的宇宙，它有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

　　他有意识地将批评与书评、艺术创作相区别，用“自我”的存在作为批评的根据。只有明确认识到批评家的主体性，才会意识到批评不是作家作品或其他外部事物的附庸物，而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创造。

　　印象主义者还特别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对外在社会历史的分析，他们期望以批评的方式表达自我对作品以外世界的印象，而不是认识或分析，更不是表达对社会人生的关切。他们只是希望心灵在这种“印象”的捕捉与凝定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欣慰的享受。而李健吾在描述印象的同时，还对作品的创作背景、时代因素进行理性分析，在对审美对象进行整体审美感受的同时，他将理性分析与之相结合，将对社会人生的关切悄然融入其中。因此，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不同于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如他将阿Q置于时代和阶级的大背景中加以深刻观照，看到了阿Q表面无所谓之后的沉重，看到了时代给予阿Q的深层次注释，看到了阶级在阿Q身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烙印。可见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已不是西式的印象主义批评，它的内涵比西式印象主义批评要更深厚。

从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汲取养分

　　虽然西方印象主义也谋求感性直观，但李健吾意识到，只重感性而忽略理性、只重主观而不顾客观的批评方式是有偏颇的。他从中国古代“品评”批评中得到启示，从而弥补了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不足。

　　他用精短的语言点定一片世界，让人回味无穷，充分显示了“品评”批评中“禅悟”特色。李健吾对这一方法虽有借鉴，但也意识到了传统批评话语在经由现代转型之后所遭遇到的困境。“点悟”或“禅悟”对偏于诗性气质的作家作品来说可以发挥效用，比如在评沈从文、废名、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作家时，李健吾往往用一两个字概括出其风格特征，见解独到精辟。但对于和他气质不太相合的作家如茅盾、叶紫、萧军等，则又会借助传记批评等实证性的方法，以保证批评的科学性。

　　李健吾的批评处在中西文论的交汇点上，不拘泥于某一家，能自然化合中西理论资源，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彰显交往和对话的现代意识。他没有忘情或超然于社会现实，而是敏感于现实社会的需要，用批评的心态关注现实生活，具有强烈地参与社会的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着群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意志和愿望。他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批评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批评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李雪，系哈尔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