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亡的沉思是俄罗斯经典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列夫·托尔斯泰在一部哲理性随笔集《生活之路》中宣称：“铭记死亡将有助于灵魂的生活。”在他看来，人如果忘却了死亡便等同于动物，而只要时刻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也就接近于神圣。

　　这位文学巨匠以自身的睿智赋予死亡以积极的含义，提醒人们热爱生命，自觉地生活在至善至性中，才能最终带着纯洁的灵魂去面对上帝。因为，“只要真切地想象到你正处在死亡的前夜，你就肯定不会狡诈，不会欺骗，不会撒谎，不会指责、谩骂、仇视他人，不会抢夺他人的东西。在死亡的前夜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最简单的善事：帮助和安慰别人，对别人待之以爱。而这些事永远都是最需要而最快乐的事。”这段话令人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说后者出现在《论语》中的原意是为了消解曾子与孟敬子相互的龃龉，但也揭示了死亡对人的警示，释放了包孕在生命内核中的仁善，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在那本随笔集中，托尔斯泰进一步阐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点燃着一支蜡烛，在这烛光下他曾读过一本充满了焦虑、欺骗、苦涩和罪恶的书，此刻这蜡烛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隐没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给他看，然后噼啪响过，闪动了一下，便归于永久的寂灭。”这种对生死的参悟也顺乎自然地贯穿在作家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伊凡·伊里奇之死》曾被选入美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出版的《世界小说一百篇》，被西方各大学文学系当作教材。小说刻画了一个虚度年华的小官吏形象。小说第二节的开端，作者如是界定主人公：“伊凡·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这句话堪称整部小说的题旨所在。伊凡的一生被认定为“最普通”和“最平常”，这非常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最可怕”呢？托尔斯泰在此暗藏了深意，它指代的是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鄙俗与麻木，那种随波逐流的放纵与不负责任，以及如同“苍蝇爱光”的趋炎附势。伊凡的生命一直被平庸和虚伪所笼罩，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唯命是从，始终踩着他人的足迹前进。小说中，作者也暗示他曾经受到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但他只是浅尝辄止。另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干过一些卑鄙、下作的事情，当获悉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有类似的行径且不以为是“坏的”时，也就放弃了忏悔，心安理得地在既有“轨道”上前行。如果没有一场意外的疾病和最终的死亡，伊凡可能就会平淡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但疾病和死亡打破了这种平静，它们就如同镜子，既映照着别人的面目，也在瞬间照亮了主人公自己晦暗的人生，他发现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对头”。事实上，伊凡在死亡来临之前便已死去，他的生活早已被蛀蚀一空。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出现了某些神秘主义的象征，“黑洞”与“光”的对比颇为耐人寻味，它们意味着虚无、死亡和最终的复活。

　　托尔斯泰曾在1890年的一则日记中认为，“理想的女人”就是“生儿育女和按照基督教义来培养他们，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上帝和人们的仆人，而不是生活中的寄生虫”。应该说，晚年的托尔斯泰以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为起点，愈发倾向于一种保守的妇女观。

　　《克洛采奏鸣曲》讲述的是一个因嫉妒而杀妻的故事，“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悲伤，一种极端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将来有可能建立起正常、和谐的关系的心情”。有人将之看作是俄罗斯版的《奥赛罗》。小说的名字取自贝多芬创作的一首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故事的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曾经是一个放浪的纨绔子弟，最后因妻子的不贞而杀死了她。但作家关注的则是故事背后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爱情的独占性，爱与欲望的关系，道德与责任的冲突，男权中心主义，等等。托尔斯泰借小说中的人物感慨道：“女人本来应该是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的参与者，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享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但是，女人呢，“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具有影响的工具，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麻醉，失去理智。”这两段话中的潜台词就是男女间的情爱不利于人的正常生活，而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过是一场“欺骗”。因为，情感是脆弱的，它的爆发力远远超过了耐受力，并非如人们所宣称并向往的永恒。小说中，作家借助音乐的力量，再一次审视了肉欲与精神的关系，既感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认识到其中无法分割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托尔斯泰否定了人的本性之一：“性欲，不管它怎样乔装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作为读者，我们自然不能将主人公的表述直接等同于作者的观点，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它们也代表着托尔斯泰的一部分看法，他期盼的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洁而达到的善的理想”。

　　如上所述，性爱的引诱与克制是托尔斯泰终生关注的一个问题。作为曾经放荡不羁的青年，作家在晚年仍然处在性欲亢奋的折磨中，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因此表现出了异常的禁欲主义倾向，意图在各个层面上杀死这个“魔鬼”。

　　《魔鬼》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中一部分素材甚至取自于托尔斯泰早年的经历。小说最初的名字是《伊尔捷涅夫》，最后定稿时改作《魔鬼》。它表现的是人的本能如何左右生命的问题——欲望与理性的争斗，魅惑与道德之间的拉扯，主人公在纵欲和禁欲之间的摇摆。伊尔捷涅夫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与农妇斯捷潘妮达发生了关系。随后，他像许多花花公子一样，另娶富家小姐而成家立业，将此前的欢爱抛诸脑后。但命运弄人的是，在妻子丽莎怀孕以后，伊尔捷涅夫又回到了这个令他曾经堕落的村庄，重新遇见了那位令人神魂颠倒的农妇。如此，以往被时间和距离所阻隔的那种本能又开始蠢蠢欲动，并且逐渐吞噬着他的意志力，而身心似乎被一种毁灭的力量所彻底掌控。托尔斯泰细腻地刻画了伊尔捷涅夫濒于分裂的心理活动，他的焦虑、忏悔、恐惧、仇恨，等等。这一切，最后以死亡而告终。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说道：“如果说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在杀人时精神有毛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伊尔捷涅夫事件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实际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凸显的是时代的病症。

　　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无疑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尽管他也曾被称为“天才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他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的思考，生死问题的纠缠，伦理与道德的困境，这些都是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卓越的叙事能力体现出来的。托尔斯泰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无疑为其伟大的声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他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探索并不限于这几部作品，而是渗透于所有的创作，在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政论和随笔中。仅就这三部小说而言，我们便能管窥一位叙事文学大师出色的结构能力和对词语的熟稔运用。《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检察院的庭审为楔子，继以葬礼为引子，在娓娓的倒叙中回顾主人公的一生；《克洛采奏鸣曲》的叙事入口是火车的车厢，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模拟对事件的回忆，在叙述中插入数次列车的停靠，既增强了叙述的逼真感，又使对话不至于因冗长而令人产生倦意；《魔鬼》则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段，以“锦绣前程正在等着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一句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继而在琐事的铺展中描摹暗流般湍急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作者给出了两个结局，一个是主人公伊尔捷涅夫的自杀，另一个则是他枪杀了自己的情妇斯捷潘妮达。托尔斯泰仿佛在书稿上分别给出了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从而把男女主人公生死的审判权留给了读者。这种笔墨是如此不动声色，却在冷静的字里行间透显着诗性的智慧和对世事的洞明。

　　历史已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今天，我们何以还要阅读托尔斯泰？这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他追求的答案似乎仍然没有标准答案，而他由语言的火炬所点燃的真理之光还在闪烁。托尔斯泰早年曾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三死》，前文提到的三篇小说仿佛是它的一个回响。在死亡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人的尘世生命暴露了它的各种缺陷，琐碎、平庸、重复、虚幻、脆弱、易朽，等等。我们面前似乎重新出现了一位贵妇死后建造的教堂、一个农民没有墓碑的孤坟和一株无辜被砍伐的死树。太阳照常升起，新绿在枯枝上绽放。与此相对应的是，死亡再次分别举行了三种仪式，从而接纳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在时间的轮回中，血肉之躯如同抖落一片片秋天的树叶，告别浮华、喧嚣的俗世，以便让灵魂平静、自然地找到自己的归宿。沿循托尔斯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死亡作为一种否定的存在，携带着自己的使命。它是恶的中断，也是堕落的抹除，实际是为精神的复活作出的一个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一个人经历了尘世的种种苦难，那属灵的生命最终将脱离肉体的羁绊，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借此进入一个至善而自由的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