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场域中，各国文化一方面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中。中华文化既迎来了“走出去”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文化霸权和文化壁垒的挑战，“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面对并存的机遇和挑战，只有明晰“走出去”的真正价值目标，才不会为“走出去”而走，最终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也只有找到“走出去”实践中问题和困难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走出去”依托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能力。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价值目标

　　中华文化“走出去”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是在内、外两方面的动因驱使下做出的必然选择。从内部动因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获得更多由文化资源转变而来的经济资本。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已经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社会资本，如作为一种社会美德的“信任”或“信任度”。一个国家或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不仅标志着这个国家或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该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决定“信任度”高低的条件，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民主化水平，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传统文化中某些可转化的精神气质。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程度的不断提升，对这种“社会资本”缺乏所带来的不利体会也越深刻。

　　从外部动因来看，我们仍然处于西方强势文化掌握话语权的客观环境中，西方文化霸权在客观上对我国也产生了多层次的负面影响。在当前的全球化场域下，国际政治多极化、民族文化多元化以及经济模式多样化的诉求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应当成为我们考量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基础，这种诉求对我们来说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责任。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为了保持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也是为了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所谓价值目标，就是人们对某种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值得获得性或者实用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全球化的场域中，也有自身独特的价值目标，它既有“表”也有“里”，因而可将其称为“双层”。

　　先说“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正从不同层面触及并影响着世界，国际社会也因此向中国投来更多的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更加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我们需要通过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通过传播价值理念，增进理解认同，塑造良好形象，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加主动的地位，从而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再说“里”，文化的“走出去”，是为了在交流的过程中，获取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不断提升文化的自信，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只有“走出去”，才会有机会让他人知晓和了解，也才能参与竞争。通过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激发文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能力，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然而，人们常说要“表里如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双层价值目标也是“表里如一”的。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文化的的复兴，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为中国梦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对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实践的反思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提升，为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条件。然而，在热闹的表面之下，扎根的、长期的、有普遍而持续影响力的东西不多，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充分转化为“走出去”的文化优势，中华文化的有效供给仍不能满足国际受众的需求。

　　我国的文化贸易逆差仍然较大，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第一，丰富的文化资源未能转化为“走出去”的文化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五千年的积淀也使得我们不愧为文化资源丰富的大国。然而，资源的丰富并不自然带来文化的优势。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缺少的是文化产业的支撑。文化的产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输出优势的转化能力，我国还没有形成从创意—研发—形成产品—包装宣传—出口贸易，再到提升附加值这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受“等、靠、要”等国有企业惯有的传统观念影响，作为“走出去”主体的文化企业，无论对于政府的产业政策还是财政资金的扶持，仍然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也弱化了文化企业内在的发展动力。我国的文化企业和文化相关机构，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创新能力及与之配套的市场开发能力，均不能满足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对于国际文化市场的分析和把握能力也存在较大的欠缺。这也造成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不发达，生产、输出能力有限，水平不高的现实状况。

　　第二，中华文化的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国际受众的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是实现有效供给的关键，我国现有的文化交流活动，虽然也树立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品牌，但绝大多数都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对外交流项目，而国内的文艺团体又是其中绝对的主角。久而久之，难免让外国人将中华文化和文艺表演等同起来，参加者大多是为捧场而来的“熟面孔”。也有国际受众表示，中国的文化传播内容往往集中在太极拳、功夫、杂技等表演，虽然很精彩、很吸引人，能够满足外国人对古老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但中国深厚的文化仅仅靠这些表演来诠释也许是不够的。而习惯性地依赖政府主导、财政投入，片面追求规模、速度和轰动效应，因过多的公款投入和过浓的政府色彩，也有可能招致国际受众的疑虑和反感。

　　目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文化载体的普适性较强，内容和形式也更多地以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受众都能接受为导向。这一方面虽然扩大了传播的“面”，但传播的效果也因为没有切中不同群体各自独特的文化视角和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此外，由于缺乏谙熟国际文化传播规律，特别是具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多的中国故事仍然是以中国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讲述的，由于缺少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习惯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和兴趣。

　　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需要加强内容建设

　　如果把“走出去”看做中华文化向全球化场域的供给，则同样需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优化当前的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不同国家、不同受众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满足全球化场域下受众的需要，提升中华文化向世界输出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加强内容建设是提高供给质量的根本。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把呈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突出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观念，体现时代精神。而无论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还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图景的展示，亦或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可以成为其向世界传播的载体。作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成为内容建设的重中之重。

　　内容建设的关键，可分为实质内容与表现形式两个方面。所谓实质内容，在于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及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世界经济等当代中国价值理念、中国方案，通过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的中国传统思想表达出来；在于把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理念，通过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传统经典呈现出来；在于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深入挖掘中华医药、中国兵法、中国功夫、中国餐饮等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来。所谓表现形式，即把实质内容呈现出来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国际表达。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习惯是千差万别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做好话语的转换。同时，还要善用境外传播平台和传播力量，以外国人的视角、思维方式、语言习惯表现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是“走出去”的动力源泉和根本归宿

　　“走出去”的根本动力或者说根基，在于每一个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价值理念的认同。中华文化“走出去”最终靠的是“人”。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传播者，但首先是承载者。作为承载者，倘若是“空载”的，哪里还谈得上传播。能够“走出去”的文化必须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而这也绝非靠精彩的表演、生动的文字就能获取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千百年来所滋养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对这一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践行，而认同和践行本身，正是对文化自信最好的体现。

　　文化自信是“走出去”的动力源泉。中华文化从哪里“走出去”？它既从国内走到世界上去，也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走到世界上去。不论是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文化演出，还是市场主导下的各类文化产品，大都是在国内的文化氛围和环境中成型的，在成型的过程中，是否融入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是否具有独特的民族气质，是否具有“软实力”特有的吸引力；取决于供给侧的文化自信程度，取决于在组织、准备、生产这些文化载体的过程中，多大程度上认同并践行了中华优秀文化所孕育的价值理念。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不匮乏，但怎样以人们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方式呈现，这是非常关键的。特别地是让青少年儿童有更多的机会亲近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对国人自身文化自信的塑造尤为重要。

　　文化自信，也是“走出去”的根本归宿。在当前全球化的场域中，通过“走出去”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创新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之根，是国人安身立命之基，对文化的自信涉及国格尊严和民族存亡。文化与国家的综合国力有着微妙的关系。当国力衰败的时候，国家文化影响力会下降，国民在文化心态上也会产生崇洋、自卑、封闭等摇摆心理，文化的自信心会不足。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使得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增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认同的难度。总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利于对民族自信的重建，也不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走出去”，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与外来文化平等交流的机会，而交流带来的碰撞与融合，让我们得以对中华文化获得更加客观、全面的认知，从而重拾起支撑我们价值观自信的底气与底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