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年近八十的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牟钟鉴，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自己在北京大学的日子。

　　“冯友兰先生住在燕南园57号，房间采光不是很好，但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好的房子。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厅，厅里摆着沙发、黑白电视，他就请我们看电视。先生很温和，学生到他家里一点儿也不拘束。”回忆起学生时代，牟钟鉴的神情还像当年的那个青年学生。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汇聚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中国史学科就有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初期老教授们被强调要改造思想，1956年以后开始陆续走上讲台，与学生有较多接触。天赐良机，牟钟鉴正是在这个时期入学的。

　　1957年至1965年，牟钟鉴在北京大学念本科与研究生，听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宋明理学、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汪子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生阶段，牟钟鉴受教于冯友兰与任继愈，常到冯友兰家中请教。

　　60年后的今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牟钟鉴说：“在老一辈学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我从本科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冯友兰身边。在治中国哲学时，应具备中华神韵，兼综中西的理论、态度、方法，我从冯先生那里获得了最多的教益。”

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一序述平生

　　冯友兰是中国第一位用现代学术眼光写出完整《中国哲学史》的人，又将它传译到西方，使其成为流行最广的中国哲学著作。牟钟鉴说：“冯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其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做人为学都是我的榜样。”

　　“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一至七册）。“六书”则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牟钟鉴说：“冯先生是在1948年3月毅然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的，再也没有离开，一生都想为中国服务，找一条中国的发展道路，即便是后来挨批判、受挫折，也不后悔。他引用过建安七子王粲《登楼赋》中的一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牟钟鉴认为，谈冯友兰的一生，不可忽略《三松堂自序》，“这是冯先生在‘文革’结束后第一个要写的，他要在别人解剖自己之前先自我解剖”。

　　冯友兰的一生苦难而传奇，他在个别事件中的反应，在一些学人看来有失气节。但牟钟鉴表示：“只有了解一个人才能批判一个人。在那种政治高压下，‘批林批孔’是大势所趋，毫不妥协的人很少。按宗璞的说法，冯先生一直被关‘牛棚’，身体受不了，怕再也没机会为国家做事。冯先生是一个君子，他从来没有揭发过谁。‘文革’结束后，他第一个出来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修辞立其诚’（语出《周易·乾·文言》，意为写文章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记者注）。”

学“涵泳”，做中国学问要入其内也能出其外

　　牟钟鉴回忆，冯友兰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学习时，不是一味灌输知识，而是强调态度和方法，“他提示我与同学，学习古典要‘涵泳’，这是一个基本态度和方法”。“涵泳”堪称冯友兰一生治学经验的结晶。其本义是水中潜游，引申到做学问，就是要求学者深入到研究对象和原典之中，潜心品味体会，尔后自由穿行。

　　而“涵泳”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环境相关。那时候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先树立理论模式、再看古人著作。而这个理论模式就是苏联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按照这个模式来套中国哲学史，在今天看来就有些不伦不类。牟钟鉴介绍，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无论老庄、孔孟还是程朱，都是唯心主义；当然中国也有唯物主义，比如先秦的荀子，两汉的王充，但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中国哲学在日丹诺夫的框架下，就大大贬低了应有的价值。冯先生不同意带着成见去读古典，要我们先顺着古人的思路去想，细细品味，弄清本义，然后有所觉解，再作评论。‘涵泳’一方面要在水中，另一方面还要能自由穿行，入其内也能出其外。”牟钟鉴说。

　　后来，“涵泳”成为牟钟鉴几十年做学问的座右铭。他在2011年汇编自己的儒学研究文集时，就把书名题为《涵泳儒学》，以纪念恩师。

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讲，而要接着讲

　　中国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和“知行合一”的说法，主张学子不在于积累知识，其要在于叩问真理、提升人生、乐在其中。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功用也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这是继承和发挥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牟钟鉴说：“我很认同中国传统的境界哲学，在探索哲学的理论发展时，不忘记与自身的人生价值追求、心态优化相结合，不忘记‘明体达用’的目标，使研究不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

　　冯友兰主张，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讲，而要接着讲，不断开出新统。

　　牟钟鉴解释，所谓“照着讲”，有些像古代的训诂派，主要工作是把文本解释清楚——随着时代变迁，如果不解释，前代的书可能后人就看不懂了，所以叫‘我注六经’；所谓“接着讲”，则有些像义理派，重点在于结合时代作创造性的解释，所以也叫‘六经注我’。

　　“我认为各有功能，没有训诂，后人就看不懂文本，但没有义理，就不能提供新的思想。”牟钟鉴说，“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也不是原样照搬，也是接着讲。”

　　上世纪50年代，冯友兰提出，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有两层意义，一是具体意义，一是抽象意义，我们应该“抽象继承”。这是在全盘苏化和反传统猛烈的时代，为中华思想文化争取空间，把其中规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炼出来，做到古为今用。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从具体意义来说，当时的人学习的规则、礼乐大部分不适合当下，但是从抽象意义来说，学习任何东西，都要经常复习、实践。

　　牟钟鉴说，曾有一段时间，浅薄而激进者贬低前辈学者，妄图绕过他们而开出新学术，结果表面热闹、实际苍白；时文媚俗者多、实至名归者少，学术反而衰落了。“几经挫折，我们才觉悟，必须吸取老一代学者的学术营养，才能真正有所创新。”

　　牟钟鉴表示，研究中华思想文化，除了根植于先秦孔孟老庄古典，还要返回近现代思想大家。谭嗣同的新仁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钱穆的新国学、梁漱溟的新文化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方东美的生命哲学，都是现代儒学的新形态，代表学术的发展方向。

　　在冯友兰的熏陶下，牟钟鉴在儒学的现代转型上写出《新仁学构想》和《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在宗教学领域先总结中国宗教史优良传统，再努力推出《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研究：十二轮》，“这是冯先生‘明体而达用’的学术之路，只是我做的还不够理想”。

 别“共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冯友兰家中有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写他的人生追求，下联写他的哲学方向。

　　“冯先生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哲学家，一心想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为振兴中华做贡献。”牟钟鉴回忆，冯友兰多次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就是阐发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为新时代哲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文化营养。

　　冯友兰早年研究理学，构建新理学，发掘“共相”和“殊相”的要义，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他认为，实现工业化、发展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共相”，而中华文化具有特殊性，不能模仿西方，这就是现代化的“殊相”。中国的现代化要参与全球化过程，但不是西方化，而是要结合中国传统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学独尊论。

　　受冯师的影响，牟钟鉴不愿做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也不热心为学术而学术，而喜欢做义理之学和经世之学，研究中国哲学总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和当代贯通起来。

　　“希望通过自己对古典的觉悟和理解，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青年吸收一些先贤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牟钟鉴在近20年来，主要精力从哲学转至宗教史与宗教学研究，发现中国宗教以温和主义为主流，信仰之间不易引起冲突与对抗，外来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响，逐渐减弱排他性，成为其他信仰的好邻居。

　　而这个发现，也与冯友兰此前提出的“贵和哲学”不谋而合。

　　冯友兰于上世纪80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着力强调“贵和哲学”，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贵斗哲学”将要过时，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确立“贵和哲学”的主导地位，中国要向世界提供和谐、协调的中国智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结尾时说：“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这句话可以看成冯先生的伟大遗言，他对人性向善有高度信心。”牟钟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