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

　　张黎明 1957年生，山东人。现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著有国家级重点图书《走进统帅部》，主编《我的父辈》（开国篇）（英烈篇）《走通天路》《先辈的战场》等。

　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

　中共一大会址（原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演讲人：张黎明 演讲地点：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讲座时间：2017年11月

　　96年前，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13位中国共产党人会聚在这里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96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同回到这里，追根寻脉，告慰先辈，告慰英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近代中国的光明摇篮

　　政党是近代社会演进的产物，从规律上来说，组建一个政党决不是随意的历史结果。任何政党在什么情况下诞生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诞生，都有其必然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它是多种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

　　在经济上，近代上海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植根的基础性条件。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开埠后的上海因其所具有的独特口岸优势，经济飞速发展，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各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中很快凸显出来。开埠之后，上海直接与欧美各国发生商务联系，中西贸易直接导入上海，并取代埠际贸易在上海商业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贸易重心由广州北移至上海。1855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已超过广州一倍。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值始终占全国总额的50%左右，已牢固地确立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上海在国内贸易中也成为转口贸易、埠际贸易的中心。到1920年，上海已经初步发展成为特大型城市，成为集商业、金融、工业、房产业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便利的交通设施，迅捷的信息传递，发达的工商贸易，充盈的金融资产，繁盛的房屋买卖租赁，新奇的市容风貌。这一切，为近代政党在上海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组织基因，而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海外国商人创办的船舶修造、印刷等近代工业企业中，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后来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到1919年，上海已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据统计，至1919年，上海各业工人达到50多万人。同时期，全国共有各项工人194.6万多人，其中产业工人102.2万多人。上海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这支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通过五四运动表现出思想的日益成熟。“六三”大罢工中，包括上海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佣劳动者和店员在内的18万人，自觉参加到反帝爱国大罢工的行列，显示出新生阶级的巨大力量。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成熟为上海这座城市催生先进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近代上海繁荣的出版、教育等文化事业为进步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重镇。

　　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桥头堡。“百工领袖”马克思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在此之后，几乎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的译著文章，都会谈到马克思。十月革命前，留日学生是大量译介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活动的主体，但由于种种技术上的原因，这些译著绝大多数是拿回国内出版或刊载的，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在与日本仅一海之遥的上海出版或刊载的。

　　十月革命爆发后，11月10日，上海各报即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俄国又革命”为标题进行了报道。紧接着，1918年底欧洲大陆卷起社会主义赤潮的消息、布尔什维克政权逐步稳固的消息，经由来自欧美日本的电讯、轮船，源源不断地登陆到上海，再经由上海传到其他各大城市。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逐步稳固，迅速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比较，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高高举起的一面思想旗帜。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会聚上海，在他们的努力下，《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报刊成为上海最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开阵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在上海的萌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会聚，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奠定了先进文化因素。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经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已是如朝阳之喷薄欲出。

　　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在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对于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发端，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近代上海是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与西方现代化成果的结合体。一方面，租界就像是个展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理念等各种发展成果的展览馆，让寄居在这里的中国精英们体验着现代文明的优越。但同时，中外交涉中列强的霸道，外贸交往、公共场合中西方人的优越感却又时时刺痛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时刻在提醒他们这是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上海租界给中国人心理上带来的这正反两方面双重的刺激，客观上为现代政党政治提供了滋生、发展的土壤，使文化精英们在追求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双重渴望中毅然投身于现代政党运动。

　　在政治环境上，近代上海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行政区域，华界又分南市与闸北两部分，这种一市三制的政治格局，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中国先进政治势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政治避难所，使得他们往往能够借此逃脱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缉捕和屠戮，在中国封建势力统治的夹缝中播下新思想新文化的火种。

　　此外，近代上海是个移民城市，1920年的上海华洋混处、五方杂居，俄国侨民有5000多名，这为俄共（布）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了掩护。

　　这种华洋杂居的居住风格使得一些怀有特定政治使命的外侨个人或团体的栖居扎营变得极其自然。上海的特殊政治格局和大量俄侨也的确为苏俄、共产国际所重视并加以利用。十月革命后，就有不少苏俄密使以及西方、朝鲜、东南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者来到上海，与中国革命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为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成立奠定了基础。

　　1919-1922年间的《上海俄文生活日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从事活动的重要据点和掩护机关，它不仅掩护了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还为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一行来华推动中共建党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有力帮助。这一报纸机关是苏俄、共产国际特意在上海这块战略要地布下的一枚重要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