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的出现与应用

　　黄老之学，是战国中后期兴起的一种包含养生方法与治国理念的学说。它托名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既提倡因时因势调养身体状态，达到顺天应人的境界，又融合了老子提倡的清静无为的主张。这一学说，形成并兴盛于齐国，后传至秦国。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已经能见到黄老之学的主张。

　　虽然黄老之学强调君主选用贤相，无为而治的虚君政治，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为秦始皇和秦二世采纳。反倒是经历了秦末战火洗礼的汉初君臣，在选择国家的主导方略时，考虑到了黄老之学。

　　汉高祖刘邦曾以为自己马上得天下，无需采纳什么学说治国，只要“自马上治之”就行了。其实是想走军事威压的路子。他身边的谋士陆贾则劝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实际是提醒刘邦牢记秦亡的教训。

　　那么，新造之汉应以何为治呢？刘邦委托陆贾规划统治的蓝图，陆贾完成了十二篇文章进呈。刘邦每读一篇都大为赞赏，左右高呼万岁为贺。陆贾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在一起，叫做《新语》，反映了汉初君臣咸与维新的气象。汉代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将《新语》归入《诸子略·儒家类》，即认为此书反映了儒家的观点，诚然不错。不过《新语》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黄老思想，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新语》开篇名为《道基》，其中提到“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新语·至德》：“欲建功兴誉，垂名烈，流荣华者，必取之于身”，重视道术和身体、政治间关系，有明显的黄老色彩。如此看来，刘邦赞赏、布衣将相们称道的主导方略，是一个夹杂着儒学主张与黄老观点的集合。

　　按照黄老治道，君主应尽量减少对国家生活的干预，让民尽其力，物尽其流，实现天下大治。用今天的眼光衡量，就是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长期战乱结束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无疑对恢复社会秩序、兴复经济生活，有极大的效力。很快，汉朝的元气逐渐充盈，民众的生活也走上正轨。

萧规曹随

　　萧何与曹参都是自芒砀山就追随刘邦左右的老臣。萧何主文，曹参主武。两人都曾在反秦灭楚战争中立有大功，也正因为资历接近，功劳相当，两人之间难免有几分芥蒂。然而，在关涉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上，两人却都自觉将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唱了一出汉代的“将相和”。

　　汉朝建立之初，以萧何为相，曹参则前往齐国为相，辅佐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萧何主持了新都长安的营建工程，保证了新政权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可以说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萧何临终之前，刘邦之子汉惠帝问他：“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曰：“知臣莫若主。”惠帝问道：“曹参如何？”萧何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萧何胸襟大度，非常人所及。司马迁评价萧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是肯定他在创业时期的贡献；又说他“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则是肯定萧何对汉朝政治的长远影响。

　　无独有偶，远在齐国的曹参听说萧何亡故的消息，吩咐左右即刻收拾行装。他预感到，自己不日将赴长安为相。果然，使者很快就将诏令传达到曹参处。到了长安以后，曹参终日在相府中饮酒宴会，不过问政事。每有下属请示他某事该如何施行时，曹参竟劝对方一同痛饮，大醉之后，请示也就不了了之。

　　汉惠帝对曹参的举动很费解，便让在自己身边服侍的曹参之子曹窋回家试探着问：相国为何不理事，是欺负皇帝年轻吗？曹窋据实问了，反被曹参打了板子。惠帝只好自己问曹参。曹参诚恳地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惠帝回答：“君似不及也。”曹参给出了他的答案：“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至此君臣相得，和好如初。

　　曹参之所以愿以萧何之规划为政，与他在齐国接受黄老之学密不可分。齐国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曹参甫到临淄，就拜访当地高人盖公，得到了“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他以此为从政圭臬，并将其带到了长安。

　　萧规曹随，得到史家的认可。《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了民众赞美二人的歌谣：“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班固评价萧曹“二人同心，遂安海内”。西晋荀勖曾提到“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后代往往以萧曹并举，作为贤相的代称。非但看重两人不计前嫌，更是对两人在选择政治方略时顺应时代需求，而能压抑自己欲望的肯定。

尊崇长者的风气

　　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落实在政治领域，特别推崇那些谨厚寡言，无争好让的谦和之士，这批人被称为“长者”。

　　汉文帝有次到宫中饲养猛兽的虎圈，询问上林苑的副长官上林尉有禽兽几何，每日开销几何，上林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而他身边管理虎圈的啬夫，敏捷善言，将文帝所问陈说得清清楚楚。汉文帝当即要撤掉上林尉，以虎圈啬夫代之。文帝身边的张释之出言阻止，以为上林尉乃是长者。他援引亡秦为例，所谓“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导致“不闻其过”，二世而亡的后果。如果文帝“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则“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尊崇长者，实际是希望人们能学习长者务实、尚简、崇让、宽厚的品行，使整个社会风气能够缓和下来。

　　小至虎圈，大到国家，都以少言少行为美。汉文帝即位之初，任命汉高祖刘邦的功臣陈平、周勃为左右丞相。因为周勃在拥立文帝即位一事上立有大功，故以其为右丞相，地位较陈平为尊。一次朝会，汉文帝问周勃国家一年司法审判有多少、财政收入有多少，周勃不能回答，以致“汗出沾背”。陈平则说各有主事者。文帝追问，既然各项具体事务有主事者负责，丞相日常又应该负责什么工作呢？陈平回答道，宰相的职责为“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对这样的回答，文帝很是欣赏。

　　上林尉、虎圈啬夫和陈平、周勃的事例表明，汉初政治强调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思无出位，无越其职，让各行各业顺应自有的发展态势运转，减少人为的干预。

　　汉初推崇黄老治道，尊重长者，出现了一批宽和的官员。前文提到的文帝时期周勃、张释之、石奋石健父子，景帝时期的卫绾、直不疑、张鸥，以及后来到武帝时期的汲黯、郑当时，莫不在顺应法律的同时，又参考人情，使秦法遗留下来的尖锐的社会冲突逐渐被化解。其实，汉文帝与汉景帝父子又何尝不是谨厚长者。他们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善如流，使汉初的政治生活多了几分温情。

　　由此，汉代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很快就步入正轨。《史记·平准书》记录下汉初到汉武帝时的重大变化：“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一变化，就是汉初几代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推崇黄老治道，尊崇长者，与这一历史转变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