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兼容并蓄

有容乃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但是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清末，与大量新概念、新思想的输入同步。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表明，我们的文学从来不故步自封，各个朝代的文学继往开来，各有特点，而且不断吸纳新的元素。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学做出杰出的贡献。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的译介催生了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冰心、老舍等精通外语，甚至也可以称为翻译家，有的甚至懂得不止一门外文。像鲁迅，翻译过日文和德文。他的　《狂人日记》，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有一个同名的作品，鲁迅是受到了外国文学滋养的，鲁迅通过翻译和创作，不断地把“为人生的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有一种自信，但是这种自信表现在自我反省上。再看茅盾先生，他当时编　《小说月报》，不但发表原创性作品，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特别多。郑振铎先生是我们文学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对社会文学有着巨大的兴趣，他特别注意中国文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怎么样互动，使得我们自己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和文学的滋养。巴金早期在法国留学，他自己从事创作，其实他对世界各国的文学兴趣特别浓。今年早些时候在国家图书馆做了一些展出，英国拿来了一些比较好作家的手稿，我们中国人也拿出来了一些中国人收藏的外国名著的非常名贵的版本，最好的莎士比亚的版本是巴金提供的，这是17世纪后期的版本。

　　现代文学之所以有现在的格局，就是对世界文化开放，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很多外来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永远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将外来东西引入中国，然后在中国再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整个文学史上的高峰之一。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一讲优秀传统文化，就回到1840年之前或者是回到19世纪下半叶之前，觉得这以后中国文学文化就受到了污染。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也没有真正理解中华文化，更不可能形成中国的文化自信。回顾这一历史并予以积极的评价，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以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为例，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一直与周边各种文化积极互动，传承中有创新。文化自信恰恰来自文化的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的活力。

儒学之“道”———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共通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儒学是不是具有哲学的品格，或者儒学是不是具有哲学的意义或者哲学的思想？　答案是肯定的。儒学的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但是两者的理论兴趣不完全一样，提问的方式和回答各自不同，体现了不同的个性。分四个方面概述：

　　第一：儒学有没有哲学，或者中国有没有哲学？　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从黑格尔开始西方不认为中国有哲学，黑格尔非常明确讲，哲学史应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思想排除在外，他对于儒家哲学的评价非常低。2003年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到上海做报告，他当时一再表明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在西方哲学主流看来，哲学只能是西方的。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诞生在五四时候，当时有一个讨论：中国哲学到底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在本世纪初还有一个讨论，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个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我们以往对哲学的研究都是以西方概念诠释中国的思想，这样就会把中国的传统思想西方化，使它失去本来的面貌，我们用西方的哲学讲中国哲学的思想，这样就扭曲了中国哲学。从黑格尔到德里达以及我们中国哲学史的看法，共同的观点就是哲学是西方所有的，而中国是缺乏的。

　　第二，儒家的道具有哲学的共同属性和本质规定。一个方面就是哲学要讨论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以及如何认识这一原理的问题。如宇宙的最终本原是什么，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认识这一根本问题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等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哲学讨论人类最根本价值理想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真善美的如何可能以及真善美与人的培养等等。这两个方面看作是哲学的共同属性和本质规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把这两个方面都归之于道。第一个含义中，“道”是指根本性的东西。第二个含义中，“道”是指价值理想的问题，我们会讲为理想献身，叫做殉道。所以金岳霖用“道”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标志，认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追求。

　　第三，儒家的“道”体现了宇宙人生的普遍之道。我们知道康德有一个名言，要关注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中国哲学的道可以展开为一是天道，也就是康德讲的头上的星空；另一个就是道德律，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是把宇宙的人生原理交融在一起的，而不是像康德那样分别加以考察的。

　　第四，儒家讲的“道”是真善美统一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儒家讲的“道”一方面有“真”的规定，这个真在儒家就里是以“诚”来加以表达的。儒家的“道”也有善的性质，表现为对于天地像父母一样生育万物的恩德的感恩。儒家的“道”也有美的韵味，就在于天道自然的某一些特性和宇宙的品行有联系，把道德的价值蕴含于自然物的审美之中。所以可以看到儒家的“道”也是基于真善美的。当然康德也讨论真善美的问题，但是它的三大批判是分割开来加以讨论的。

　　第五，先秦儒家的求道和康德的四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我知道什么，我期望什么，人是什么。这在儒家的思想中就是闻道、遵道、志于道和君子之道，这些问题是共同的，但讨论的秩序不一样，正因为有所不同，所以文明才能互相的交流和补充。

天下大同———中国外交政策新概念中的传统价值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中国新时代外交理念中，中国传统价值的含量越来越重。中共十九大报告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其中几个重要的概念，例如“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提倡国际关系中的“正确义利观”等，其内涵都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比过去更重视周边外交，以“亲”、“诚”、“惠”、“容”为表征，追求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的外交除了注重物质方面的利益，也开始注重精神方面的追求，提出“正确义利观”的外交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思想。中国人富裕起来之后更注重“义”，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注重树立中国古代的那种“君子”的形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繁荣”的理念，为中国外交定下了长远的目标，不再局限于眼下的利益，某些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思想。总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中国的外交理念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历史传统的内容，这是需要引起各方研究者注意的。

　　有些西方学者用西方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国外交走向，存在着方法论的错误。第一，西方学者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中国外交政策，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新崛起的霸权国家，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因为他们不清楚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这是用西方传统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外交导致的错误认识。第二，西方学者把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的想法，看成是中国利用其理论谋求主导全球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清楚追求和平真的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这是用西方政治思维来看待中国外交导致的错误认识。第三，西方学者一味否认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根本没有那么好，以偏概全地认为中国也有霸权和扩张，其实是在伪造中国的历史。

　　当今中国外交理念，既继承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包含了很多21世纪的创新内容。中国已经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外交。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的了解仍然很缺乏，存在着各种偏见和误区。因此，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智慧与中国外交的关系，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多元包容———从商务印书馆审视中国文化特性

张稷(商务印书馆编审)

　　我的理解，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应该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开放中的自信，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世界甚至本土多样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面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碰撞中的矛盾冲突，应该选择的策略。为了讨论这点，我简单回顾一下商务印书馆，今年正好是120周年纪念。商务在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全景，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总结一下，它的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现代出版的起点与高峰，参与主导了现代汉语整个知识学术体系的构建。其次，它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引擎，不仅是现代出版业和知识体系，而且是现代教育制度、印刷工业、电影工业、图书馆等的发端之地和孵化器。第三，不光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理想的试验场，它对于理想社会展开了一系列试验，达到的视野高度和体现出的大家风范也充满了魅力。第四，商务印书馆120年来参与解决的时代命题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启示。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主要在于处理了近代两个最重要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中”与“西”的关系。它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位就是推进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也就是所谓的开启民智。商务是从教育的现代化入手，编辑教科书，改造国人的精神与人格，以培养具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现代技能的新国民。这个过程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此外，面对中西文化碰撞，采取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

　　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古籍传统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甚至可能是张元济先生对我们民族文化最大的贡献。林纾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最重要的作者，所谓的“林纾现象”是指18世纪开始的中西文明碰撞中，林纾作为西方文化的引介推广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遭遇的各种绝然不同的境遇。他享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声望，之后和新文化诸将的论战，商务印书馆和他的关系是相互成就到最后相忘于江湖。林纾对商务印书馆很重要，商务印书馆对林纾也很重要。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达到140余种。如何处理与这位为时代潮流所不容的老作者之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的一系列办法既反映了其兼容并蓄、温和包容的文化态度，也展示了稳健务实的精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能给予中国人深刻的启示。

陆建德

　　林纾我正好也比较熟悉，他其实是一个翻译家。他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没有一本是违背仁义礼智信的。他喜欢外国文学，但是他本人又是很推崇中国文化的。郑振铎先生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但是林纾1924年去世的时候，郑振铎写了文章提到他对新文化的贡献。因为林纾的翻译，后来我们中国的小说创作成了我们文学的一个标杆，原来是不看重小说的。而且，那时候古文本子要转成白话文的，而很多古文本子是林纾编辑的，他是带着深厚的感情编辑的。正是因为有他这种对尽废古文的批判的声音存在，所以在现代化思潮汹涌的时候，古文才能存留了下来。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编辑杜亚泉，他提出我们的文化要和前面的文化相接续，这一点我们现在也要好好回顾，要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