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耀在巴克特里亚

　　玄奘经过了胡人的粟特地区，从铁尔梅兹渡河去了阿富汗，找到了西突厥王庭的首领——和中国高昌有着亲缘关系的结盟国，再沿着阿姆河穿越阿富汗后到达印度。这里的居民和周边更广大的区域在古代阿契美尼德被称为“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巴克特里亚人的人物形象，曾经出现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也出现在亚历山大东征粟特的史诗故事中。

　　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始出现小群落，公元前250年左右希腊人在此建立殖民地，为守住阿姆河渡口，沿着阿姆河兴建要塞建筑，后逐渐扩展为城市。公元前129年，张骞历经苦难到达此地。称此地为“大夏”，在后来汉文献中该地区被记载成“吐火罗”等音译地名。

　　但历史留给这里的，除了大片的废墟遗址、军事禁区，主要还是一直兴盛的绿洲城镇文化和沉睡在地下的古代文明。对于近代研究学者来说，中亚地区关于佛教存在和传播的证据一直模糊，因为该地区已经完全伊斯兰化，除了伊斯兰文明外，当时没有什么佛教的考古学发现物。最早被认为是佛教遗物的反而是撒马尔罕的粟特壁画。这种对于过去宗教文化未知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26年，当邻国阿富汗的历史面貌在大量考古发现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犍陀罗美术史学者富歇等人正在巴尔赫努力寻找希腊化佛教遗址的消息也传到了苏联。

　　一河之隔的阿富汗正在文化建设中迈出坚实的步伐，苏联也立刻行动起来，莫斯科国立东方美术馆组织了一个大考察团，综合了各个专业的人才，决定调查靠近阿富汗的乌兹别克南部、阿姆河右岸的铁尔梅兹地区，也希望发现类似的希腊化佛教遗址。

　　后来经考古学调查证明，这个佛塔建在长方形基坛（长22米、宽16米）上，塔身为圆形，直径约为14.5米，高约13米，采用当地的日干黏土砖材料进行构建。大概建于1—2世纪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期，属于比较古老的样式。

　　1928年，考察团又在铁尔梅兹古城的西北角卡拉丘地发现了被黄沙掩埋的石窟，这些不规则的石窟建筑是和寺院建筑结合起来使用的。这是和印度、阿富汗等类似的石窟寺遗址，这个石窟寺的发现立刻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乌兹别克存在早期佛教遗址的事实开始被人们接受。

洪水冲出的希腊化佛教遗址

　　到了1932年，中亚佛教研究中出现了更重要的考古成果：在铁尔梅兹上游18千米的埃尔塔姆古代遗址被发现。当时在塔什干大学任教的考古学家马森见到照片后，开始发力研究，认为这是属于希腊式佛教——犍陀罗文化系统的文物，年代应该也是犍陀罗时期2世纪左右。之后马森开始带领小型的考古调查团进入该地区，对埃尔塔姆的佛教遗物进行调查。不断探查作业之后又陆续发现8个类似的雕刻，这些融合希腊和中亚风格的新发现给人们揭示出一个在该地区和巴基斯坦犍陀罗文明类似的文化。

　　在20世纪初期，铁尔梅兹的发现震动了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建筑学和考古学各专业学者跨学科展开联合调查。629年玄奘探访铁尔梅兹的记录，给该地区的佛教遗址调查留下了一些调查线索。二战结束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分布已经基本明了，一些地下的佛教遗迹分布已经确认。二战后，马森的儿子继承父志，继续调查埃尔塔姆，1964年在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一些小型塔形建筑，初步揭示了佛塔的属性。埃尔塔姆佛塔的柱头上有叶子、人与动物的装饰，与巴基斯坦犍陀罗的柱头装饰类似。这些柱头原本的功能应该是被安置在佛寺入口的柱廊和侧壁上方作为装饰，人们进入寺院时仰视这些事物，这似乎让人联想到天籁之音和美好世界。可以推想，当初希腊人的后裔散落在这个地区，他们思念着地中海湿润的故乡，一直延续着某种寄托和怀想。

　　1979年，该遗址上因为洪水泛滥又冲刷出石灰岩的人像，在台座上刻着六行巴克特里亚语铭文。铭文中记载，该造像为神殿的供养人。可是这个石刻的铭文并不清晰，在书写字体和美感上，也很难和一河之隔的阿富汗古代希腊化遗址中的碑铭相比较，或许当地人对古代希腊文字的驾驭能力已经衰退了。这些后期进入该地区的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超越希腊文化的科技和生活方式，在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统治中有了新的文化认同。这些希腊语在后期逐渐发展变化，有些演变为巴克特里亚语，仍沿用希腊文习惯从左往右记述，从公元1世纪至今，这种语言一直作为该地区的行政语言存在于阿富汗北部和中部地区。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吐火罗国故地国家的通用语言为：“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備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玄奘所记述的“字源二十五言”，是此地通常所见的希腊二十四字母，后来根据使用需要，加上一个具有sh音值的特别字母，共二十五个字母。该语言通用于阿富汗境内很多国家，玄奘同样记载为“文字大同覩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近代出土了一些写本资料也印证了玄奘的记载，说明玄奘当时观察的准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希腊人后裔已经部分改宗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