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姬昌，又称周文王（以下简称“文王”），曾受商封为西伯。作为周朝奠基者，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史记》中有不少关于周文王“阴”、“阴谋”的记载，似乎证明文王是一个“阴谋家”，“阳奉阴违”玩弄权术。这与孔子对文王之德的评价大相径庭，有必要予以辨析。

　　西伯阴行善”所见文献记载

　　先秦文献不见“西伯阴行善”之说，而多是对文王之德的颂扬与追述。较早对文王之德的宣扬，当属周公，见于《尚书》周初八诰以及《诗经》之《雅》《颂》等早期文献。“在昔上帝割申劝宁（文）王之德”（《尚书·君奭》）、“於乎丕显，文王之德之纯”（《诗经·维天之命》）等名句广为流传。文王之德最初不仅包含文治，也包含武功。后来儒者有意强调其美德、美政的文治方面，对其武功史实隐而不彰。

　　春秋时期，孔子盛赞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并以文王精神、德业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在儒家典籍中，文王不仅是恪守君臣之义的典范，也被视作仁德的理想君王。《国语·楚语上》引《周书》：“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勤政惠民之德行类似记载同样见于《史记·周本纪》等。除传世典籍大量记载文王之德外，出土文献中也有不少。上博简《孔子诗论》评述《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吾美之。”

　　汉代尊崇儒术，对文王之德亦多赞赏。《史记》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殷本纪》亦云：“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殷本纪》《周本纪》两用“阴”字，意味深长。《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此处更出现“阴谋修德”之说。司马迁有关文王“阴行善”、“阴谋修德”说为后来不少学者诟议，文王之德也遭到怀疑甚至批判。东汉蔡邕《琴操》云：“文王备修道德，百姓亲附。”此处用“备修道德”是对司马迁“阴修德行”的矫正，其中含义颇值玩索。

　　对“西伯阴行善”的质疑

　　先秦时期直到两汉，学者对文王之德赞美有加。迄至唐代，刘知几认为，孔子盛赞文王“至德”，与历史事实不符。南宋思想家叶适，始对司马迁有关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记载提出批评。在叶适看来，德与阴谋两者俨然对立，司马迁的论述自相矛盾，不可谓知德。

　　明代学者对《史记》“西伯阴行善”的看法要温和得多，其代表是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沈袾宏。他认为文王之德在历史上是可以信据的，指出司马迁用“阴”系用字不当，有对文王讥诬之嫌，并且建议将“阴”改作“弥”。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盖见迁史说文、武志在倾商，累年伺间，虚言成实，遂发此谬谈耳。”梁氏《史记志疑·齐世家》认为：“又引说斋唐氏谓三分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圣人至诚恻怛出于自然，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阴谋倾商，特战国变诈之谋，殆非文王之事，迁不能辨其是非，又从而笔之，使后人怀欲得之心者藉为口实，其害岂小哉！”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可以代表唐代以来的观点，并对《史记》记载“西伯阴谋修德行善”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迄至近代，有学者根据《史记》的记载，认为文王行仁义是一种权术，不是真心为民。较有代表的学者是李宗吾。他主要根据《史记》记载对文王之德的传统看法产生逆转，与此前学者有所不同，他是相信《史记》记载西伯“阴”、“阴谋”等说法的。

　　可见，学者对文王之德抱有程度不同的质疑和批评。学者对“西伯阴行善”、“阴修德行善”、“阴谋修德”之“阴”字都做了贬义的理解，认为文王施行仁义就是一种权术，不是真心为民。更有学者直接否定司马迁关于文王之德的历史记载。也有学者试图弥补罅漏，说“西伯阴行善”当为“西伯弥行善”。

　　“西伯阴行善”之我见

　　对于历代学者对“西伯阴行善”的质疑，笔者辨析如下。

　　首先，所谓“西伯阴行善”之“阴”、“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之“阴谋”属于中性词，司马迁在使用“阴谋”时并无贬义色彩。如司马迁对太公、张良、陈平富有谋略表现出一定的赞赏之情。“西伯阴行善”宜理解为西伯暗中推行善政，也即在其统治范围内低调实行善政。而这一政治谋略的转变是在西伯从羑里获释之后。此前西伯采取比较高调、张扬的政治策略，最终导致被囚羑里。文王获释后，汲取了经验教训。司马迁用“西伯阴行善”之“阴”字不仅道破文王政治谋略已转变，而且揭示其政治实力尚难以与殷商抗衡。

　　其次，文王的谋略智慧与“阴谋”、“权术”并不等同。文王践行善政、提倡修德行善并不意味着放弃策略智慧。文王在残酷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设想空谈仁义道德，弃政治策略于不顾，坐以待毙，这绝非政治家之作为。《殷本纪》《齐太公世家》载西伯“阴修德行善”、“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等史事均发生在西伯从羑里获释后。鉴于商的强大及其戒备心理，文王图谋灭商的方略不得不转移到一种秘密状态。这既是文王回避商之锋芒，也属自保之策。文王因时变革，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与商的斗争策略。文王作为政治家的谋略智慧与“权术”、“阴谋”自不可相提并论，《史记》记载亦无可厚非。

　　有学者指出，西周政治从其远古时代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温和内敛的风格，尤其如文、武二王，非常符合这一点。笔者赞同这种说法。文王以善立德，以德赢民心。“西伯阴行善”，文王之“行善”，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采用“阴”之策略，是以文王为首的周初统治者务实政治的体现。这一方面是文王之德，另一方面也是王霸之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14BZS09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