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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小说中的奇思妙想，在形势严峻的时刻，往往被认为是“逃避现实”，而在国家昌盛、国民跃然有进取之志的时代，这些想象更能得到宽容和鼓励。幻想总是从现实起飞。一条平整坚实而开阔的跑道，才能让幻想的银翼飞向浩瀚蓝天，乃至星辰大海。

　　清人赵翼曾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似乎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才会有麦秀黍离的哀吟和中流击水的铿锵，在乱离和战火中才能熔铸出深沉的品格。但也有例外，譬如科幻。科幻小说中的奇思妙想，在形势严峻的时刻，往往被认为是“逃避现实”，而在国家昌盛、国民跃然有进取之志的时代，这些想象更能得到宽容和鼓励。幻想总是从现实起飞。一条平整坚实而开阔的跑道，才能让幻想的银翼飞向浩瀚蓝天，乃至星辰大海。

　　遇险则务实，承平则好虚，自古莫不如此。但古代社会太平时节的那些游仙化神的幻想，跟科幻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前的那些梦幻，是文人的隐逸玄思也好，百姓的素朴愿望也罢，都是脱离现实社会发展的。换个说法，就是并不体现或指向新的社会生产力。科幻小说却不一样。尽管科幻小说与世界各国的幻想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于有的科幻小说史会把这个文类的起源追溯到很早的时候，但一般还是以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作为科幻小说的起点。因此，科幻小说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科幻小说就是探讨技术变化对社会之影响的文类。人类文明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工业生产能力就成为衡量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指标，近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坚船利炮”正是这种能力在军事领域的体现。一个对现代工业的力量和工业社会景观缺乏直观体验的国家，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科幻文学的。十九世纪以来，先后见证科幻勃兴的欧美苏日，都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绝非偶然。今天，中国科幻方兴未艾，这与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地位也是相称的。

　　当然，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和技术经济的扩张，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早在一战之前，美国的工业产值就跃居世界第一，但美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却一直要到1939年7月著名编辑约翰·坎贝尔主持《惊异》杂志时才姗姗到来。战后科幻小说的兴盛，还得益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在技术领域你追我赶的对抗。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对美国造成了极大震动，史称“斯普特尼克时刻”。在很短的时间内，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担任白宫科学顾问，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大力发展航天事业，并采取各种措施夯实作为科技研发基础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包括阿西莫夫在内的一大批美国科幻作家受此激励，在科普和科幻这两个领域都有大量创作。可以说，战争所激发的大量科技创新为这个时期的美国科幻小说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但从历史中涌现的契机对他们的爆发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无独有偶，中国科幻小说早在本国工业大兴之前，就曾经红火过。上世纪初，梁启超等知识分子试图以“新小说”来“新民”，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大力译介包括“科学小说”在内的多种西方小说。受翻译作品启发，吴趼人等小说家创作了《新石头记》《电世界》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科幻杰作。繁盛一时的晚清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文学生产全球化的产物：自古未有的文类概念，可以借助文学翻译引入；而创作特定文类所缺乏的知识和体验，也可以从外国文本、西洋报刊和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大城市的现代生活中获取。尽管这个时候的中国科幻小说最大的特色仍在于其政治憧憬，尤其是对富国强兵的理想中国的描绘，它们倾注于技术想象中的激情依然令人动容。比起美国科幻的“滞后”，可以说中国科幻因缘际会，有过“超前”的昙花一现。

　　比起科幻小说，科幻旗帜下的另一个艺术门类对国家实力的体现更为精确，这就是科幻电影。电影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早的科幻电影是法国人梅里爱拍摄于1902年的《月球旅行记》，比《弗兰肯斯坦》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不过电影创作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技术化的，而且对团队和市场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文学，所以比后者更加紧密地嵌入到技术社会和工业经济当中。这样一来，要拍出优秀的电影，靠导演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还需要有道具、服装、布景、照明、音响、摄影等各方面的支持，越往后分工越细致。由于科幻电影往往有很多“大场面”，对于布景、特效之类的要求高于其他很多类型电影，花费也尤其大。没有巨大的投资，难以成就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而如果这部电影不能获得市场的肯定，亏损的投资方也就难以为继。需要按部就班地投入资本、技术、劳动力，完成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这一循环的科幻电影产业，本身就是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其产品质量很能说明问题。

　　电影属于文化工业的范畴，科幻电影又以大投入、高技术而居于电影的尖端。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科幻电影就是文化工业的巅峰。它的“高精尖”就在于，仅仅有巨额投入和一般意义上的先进技术是不够的，甚至花钱购买了特定的一流技术（数码特效）也不足以保证电影的成功，必须是从业者对于工业和科技有很好的感觉，具有从技术角度去思考当代社会变迁和未来可能的思维习惯和兴趣，才能拍出富有感染力的作品——在电影观众也逐渐习惯了高技术社会的今天，更是如此。在这个方面，经受考验的不是资本和技术，而是电影从业者或者说劳动力的素质，但又不是单个工业部门那么简单，还关系到生活经验和审美取向的代际差异。中国新一代的影人已经逐渐崛起，并在《水滴》等短片和微电影中崭露头角。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电影工业令人期待，我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也抱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