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重大全球性问题的理论药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直面全球治理困境所进行的重大考量。

　　求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重大全球性问题的理论药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直面全球治理困境所进行的重大考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审慎考量后的理论创新。科学衡量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需打破单一研究学科壁垒的局限，突破单纯从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出发的固化路径，要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出发、从深化拓展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度出发加以综合把握。

　　从单一到多元：深化人类走向现代化图景的新认识

　　自工业革命开始，探索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同国家和民族、地区都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展开了难能可贵的探索。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人类社会开始逐步摆脱民族、地域之间的限制，从有限意义上的交往扩展为更加广泛、更加普遍意义上的密切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历史进程以“加速度”方式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现代化始终是关涉人类发展共同命运的重要议题。但是，在西方某些学者看来，既然现代化在时间上首先生发于西方，那么，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也就只可能存在西方一种模式。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先发性被人为赋予了道义上的优先性，现代化只可能是单数的形式存在着——“一元现代化”，而不存在 “多元现代化”的可能性。这很明显是一种话语逻辑上的霸权，它阉割了广大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其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即“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求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一直面临着一对矛盾的考验，即“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后发民族国家的代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追求的目标。在这一进程中先后经历了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再到“文化”的转变，但始终面临着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压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现代化的新尝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制度框架，中国现代化事业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逆全球化倾向凸显、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类现代化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曲折困境，中国通过自身现代化的独立自主性探索，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提出，彰显出人类社会不同国家、民族在参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平等性，即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有独立选择符合自己实际发展现代化道路的权利，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是开放的而非排他的，关键是要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强调的那样，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不是单线式前进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因此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能定于一尊。

　　从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赢：革新人类社会发展思维的新方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蕴含着一整套深刻的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更加侧重于从现实的物质生产，特别是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并且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性的理论姿态。然而，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与排他性，它将完成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后终结。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人类关于自身发展命运的判断，特别是受“冷战思维”以及资本主义“弱肉强食”逻辑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排他性思维。在这种排他性思维模式指导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被视为对抗性斗争的结果，西方国家要在这种对抗中取得绝对优势。

　　以排他性方式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前途命运，是建立在旧有传统国际关系秩序基础上的必然结果。传统国际关系秩序是“二战”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分配主导下的产物，其更多地是服务于少数国家的利益诉求。在这一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国际议事规则之外，往往处于低端的下游，其话语权与评判权在资本主义霸权逻辑之下被人为阉割。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往往由少数发达国家决定，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参与规划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反而在国际性事务中处于被压制地位。建构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如何治理全球，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中往往是由少数强国说了算。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之间正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方式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提出，直接表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人类社会发展必须引入全新的思维方式，即用合作开放和互利共赢的新理念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不可能掌握在少数强国手上，中国通过独立自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使得人类以更加平等、开放、包容与协作的方式来共同把握人类自身的发展命运。少数国家担心中国的强大会造成某种形式的威胁，这其实是对中国通过合作共赢求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新思维方式的严重误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从“一花独放”到“百花齐放”：拓展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模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推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实现经济和物质的交流，也是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和文明的深入互通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合作共赢的物质共同体，更是文明和谐共生的文化共同体。一方面，经济交流能够为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也能为经济交流提供更为广阔、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保障。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一系列复杂原因的限制，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人类文化交流互鉴受到了重重阻碍，严重影响了从文化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推进。例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也保持了强力输出的态势，形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霸权。这种文化霸权主要具有如下显著特征：推崇文明的隔阂，即拒绝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可能性；主张文明的优劣，即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强调文明的冲突，即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上述三重显著特征，其实在本质上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层面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难题，即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霸权。这种霸权建立在所谓的西方文化优先性基础上，以无比傲慢的姿态对待非西方文化，并从根基上拒斥任何形式的交流互鉴，只认可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进而预设了西方文化“终结”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最终图景。

　　其实不然，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而言，不同地区民族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特点与物质环境，产生出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与文明图景的基本样态。人类命运之间的休戚与共，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物质生产层面的融合，更体现在文化属性与文明样态的交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之间只有实现充分的交流互鉴，才能赋予各自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动能。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资源库中的宝贵财富，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值得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既讲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又注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触摸到了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