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9日，新中国开国上将李克农，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旅程。

　　与张学良接触的我党代表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等协助。主要任务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与红军联合抗日。

　　后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与张学良接触。

　　1936年2月21日，大雪飞舞，陕北高原银装素裹。李克农一行4人，冒着暴雪，秘密前往洛川。当时，东北军内藏有不少蒋介石耳目，李克农洛川之行是严格保密的，一行人的装扮也精心设计过。李克农深知，这次接触，事关我党团结抗日大局，责任重于泰山。出发前，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

　　2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洛川。按照事先安排，午夜入城，秘密住进了一个僻静的独院。

　　洛川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李克农与王以哲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红区与白区通商”等5项口头协议。第二阶段，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问题。谈判中，张学良幽默风趣、傲气自大，李克农不卑不亢、策略灵活。一次，张学良设陷阱：“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断然回答：“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说完，起身往外走。张学良见势，立刻转弯，谈判继续进行。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谈判，从3月4日下午3点一直谈到3月5日凌晨5点，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系、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提出，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到肤施（延安）进一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马不停蹄地赶赴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无比高兴，赞扬道：“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4月9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谈判，李克农同行。肤施谈判，张学良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向我党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建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时局发生重大转变。

　　晚年，张学良在回忆时，仍然怀念他与周恩来友情，不忘评价李克农：“此人厉害！”

　　抗战文化城中的著名“八办”处长

　　桂林，山川秀美。抗战时期，这里是南方军事文化重镇，也是誉满全国的“文化城”。1938年11月，李克农奉中央之命来到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任处长。

　　李克农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全民族抗战以来，先后担任八路军驻西安、上海、南京办事处处长（主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但他这次来桂林，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工作任务，都大不相同。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二是武汉、广州沦陷后，桂林军事地位上升，桂系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坐镇桂林，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和陈果夫CC系等都在这里建有据点，各派势力鱼龙混杂、相互竞争；三是李克农的身份，除对外是“八办”处长外，在内部是中共南方局秘书长，兼有整顿和恢复中共南方地区党组织的重任。

　　初来乍到，李克农首先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旭初是桂系三首领之一。一见面，黄就单刀直入问他：“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沉着、机智回答：“有是有的，但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坦诚，友好，交底，李克农给黄旭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日后“八办”与桂系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8年，广西省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李克农请示中央后，派遣秘密共产党员、著名教育家杨东莼以救国会民主人士的公开身份，应聘“干校”教育长职位，黄旭初欣然同意。为帮助杨东莼办好“干校”，李克农精心挑选了10余名共产党员担负教学任务。杨东莼的“干校”工作，接受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但方式是秘密的。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干校”一共培养了4000多名抗日骨干。

　　《救亡日报》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1939年1月，经李克农协调，在桂林复刊。复刊后的《救亡日报》，既有公开合法身份，又保持统一战线风格，发行量猛增，成为“文化城”城内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盏星灯；报馆太平路12号成为联络民主进步人士的公开场所；总编辑夏衍也参与到党的统战工作中。1939年春，《救亡日报》为筹措资金，举办了几场大型公演活动。普通票一般售价五毛。但有一天，报馆来了一位军官，一次性买走募捐票50元。这引起了夏衍的注意，立即报告李克农。李克农了解到这位金主是桂系31军170师副师长韩练成后，指导夏衍及时跟进工作，二人成为交心朋友。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中，担任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为华东野战军一举全歼李品仙部5.6万人，立下大功。

　　桂北路138号，挂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醒目的招牌，这是李克农“八办”处长办公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桂北路206号，李克农还有一处领导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机关。在这个寂静的战场，李克农按照周恩来“隐蔽精干”要求，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出色完成了特殊使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桂林统战形势开始恶化。因为内线情报工作得力，李克农在桂林城内“耳聪目明”，他果断指挥公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两套人马，转移干部，藏匿物资，潜伏人员。后来，他获得情报，蒋介石下达了逮捕夏衍、胡愈之等人的“密令”。他快速反应，赶在国民党特务动手前，将通缉令中的“要犯”一个个秘密送往香港，彻底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公开叫嚣“武装绑架李克农”。关键时刻，李济深派人送来字条，上面亲笔写着：“清洗桂林，克农快走。”

　　1941年1月22日黎明，李克农千里走单骑，从容撤离桂林，结束了2年3个月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任务。

　　“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1947年3月，延安的上空笼罩着战争的乌云。蒋介石集中胡宗南等部34个旅25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能够迎击胡宗南进攻的军队只有6个旅2.6万人。

　　2.6万∶∶25万，按照一般逻辑，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何况胡宗南的部队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而西北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水平。然而，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原因何在？

　　除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彭大将军“横刀立马”与习仲勋一起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出了“奇兵”。

　　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成立了中央情报部，李克农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带有全局性、关键性、决策性的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支持。

　　这是我党情报战线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李克农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转变。解放战争中，西安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和王超北情报系统，上海的吴克坚情报系统，香港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屡屡在特殊战场上演精彩、书写传奇，就是这场转变的生动缩影。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很早，李克农就未雨绸缪，对西安情报系统提出了16字方针“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抗战胜利后，他又及时指示西安情报机构，把侦听、获取情报的重点转移到延安周边国民党的军政系统、特别是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上来。

　　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蒋介石开始针对延安调兵遣将。但蒋介石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在我党情报机构的掌握之中。1946年11月5日、12月初，1947年2月4日、2月28日、3月5日、3月7日，李克农不断收到西安情报系统发来的胡宗南兵力调动、蒋介石给胡宗南密电指示等重要情报。

　　1947年3月13日拂晓，胡宗南进攻延安战斗打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关键时刻，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并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送来了胡宗南《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以及《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等重要情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我军三战三捷，有力打击了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稳控了陕北局势。周恩来自豪地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得用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很清楚。”

　　陕北战场，深刻影响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随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李克农领导的隐蔽战线遍地开花：大批情报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量国民党密电文被截获破译；大批潜伏国民党阵营的特殊党员，展开分化瓦解重点人员工作。这一切，都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研究战局、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决策依据。情报的“眼睛”和隐蔽战场的“助攻”，对我党我军始终掌握着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发挥了独特作用。

　　1948年，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对敌策反起义工作。毛泽东指示：“我们不仅要情报，在有条件时，也要人的力量。”李克农心领神会，他先后参与策动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成功策反了长春守军起义、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和多起海空军起义、“两航”起义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毛泽东评价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开城谈判的“隐形巨人”

　　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由周恩来签发，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由于长期劳累和特殊战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李克农的身体从1943年起就亮起了“红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决定让他停止一段时间工作，专程去苏联疗养治病。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越来越寝食难安。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央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很快回国了，并全神贯注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事务中。

　　1951年6月底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向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菊香书屋奔去。见面的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7月5日，李克农抱病出征。

　　经中朝双方商定，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开城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为团长，乔冠华协助工作，直接出面谈判的成员则是南日、邓华、解方、李相朝、张平山5人。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面对面的外交斗争。每次谈判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入门。

　　当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建立军事分界线”这个环节时，很快就僵住了。中朝方面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拖延时间。8月10日第20次大会，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会场出现了长时间的沉寂。看到中朝代表的焦躁情绪，负责联络的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请示李克农：“僵住了，怎么办？”李克农写了三个字：“坐下去！”字条迅速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传递，代表们顿时茅塞顿开，这是毅力的对峙，特殊方式的战斗。沉默，沉默，半小时过去，1小时过去，这次会谈从下午1时38分至3时50分，一共沉默了132分钟，创造了谈判史上空前的奇闻。“闪电战”也是有的。一天，谈判轮到中朝方面主持。当双方代表落座，我方宣布：“会谈开始。”随即又宣布：“休会。”前后25秒。

　　随着谈判的进行，我方既有针锋相对，又有灵活机智，这使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这一切。而这个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

　　1953年7月27日，艰苦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我志愿军的军事打击配合下，落下帷幕。这次谈判，历时2年零19天，两易会址，五次中断，开大会58次，小会733次。李克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一次次粉碎敌人的阴谋，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中朝人民赢得了胜利的成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李克农一直坚守在共和国的情报、保卫战线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