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大革命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就引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注意。

　　【述往】

　　早在大革命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就引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注意。周恩来在1944年《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1949年《学习毛泽东》两次报告中说，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众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且由城市转向乡村。陶行知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抗日民主革命运动中，他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与共产党人同声相应，风雨同舟二十年。

　　陶行知，1891年生，安徽省歙县人，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即已认识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191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立志学成回国后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构建一个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全中国人民都能接受教育。1917年回国，力倡生活教育理论，先后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为适应社会和时局变化，先后发起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战时教育和民主教育运动。他出生在贫民家庭，异常理解和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因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追求，在“九一八”事变后，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重庆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争取民主建国，与国民党当局作坚决斗争。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辞世。后人辑其著述为《陶行知全集》，计12卷，600余万字。

　　1936年10月30日，陶行知在英国伦敦敬谒24748号马克思墓。

　　晓庄支部

　　1926年12月，陶行知发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表示要“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此，他于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近郊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培养具有改造社会精神的新型乡村教师。学校招生广告明确表示，欢迎“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的青年学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晓庄师范不同寻常的办学理想和目标，吸引了一大批怀抱改造社会理想的进步青年学生，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纳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最早来到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是张宗麟，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计划财务司司长。他曾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和陈鹤琴，1925年毕业后在浙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时任南京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长陈鹤琴聘他为助理，同年秋，陶行知聘请他兼任晓庄师范指导员。张宗麟在“四一二”政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在暗中一直支持校内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

　　1928年年初，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被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开除的学生党员刘季平、石俊、汤澡、马名驹，以及在浙江青田中学毕业后到乡村领导农民运动而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叶刚，不约而同地考入晓庄师范。他们五人很快与南京市委取得联系，于同年夏秘密成立晓庄支部，刘季平任书记。同年秋，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的共青团员徐明清考入晓庄师范，随后发起成立共青团晓庄支部，并担任团支部书记。

　　刘季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在1982年著文回忆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实行民主办学。校内除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外，还有两个公开的政治派别：一是国民党晓庄区分部，在国民党众多派系中属于改组派，没有跟随汪精卫完全背叛革命，对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颇为不满，同江宁县党部的关系貌合神离。二是信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人数不详，核心人物是掌握学校教务和训育大权的生活指导部主任杨效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南京市委指示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设法赶走杨效春，对国民党晓庄区分部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

　　1928年6月，程本海、操正球、王琳等国民党党员被陶行知派往浙江帮助创办湘湖乡村师范；7月，杨效春辞职离校；同年秋，张宗麟辞去南京市教育局的工作，专任晓庄师范生活指导部主任。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晓庄支部在几无干扰的环境里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共晓庄支部积极支持陶行知领导的乡村教育和社会改造活动，陶行知对刘季平、叶刚等青年学生的能力和态度十分赞赏，在晓庄联村自卫团、禁赌禁毒委员会、晓庄剧社、乡村信用合作社等各种乡村组织中委以重任。刘季平到校不满半年就被委任为联村自卫团副总指挥，领导附近村庄巡防、守夜，开展禁赌禁毒等活动。叶刚、谢纬棨、郭凤韶等中共党员在田汉率领的南国剧社到晓庄演出后，发起成立晓庄剧社，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剧作，陶行知和他们一起登台演出。

　　截至1930年年初，晓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各有十余人，总计有三十余人，占全校学生数超过百分之十五，他们的革命知识、活动能力、领导经验，在南京市委下属支部中都是相当出色的。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该校党支部领导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动附近农民组织联村自卫团。”南京市委在1930年2月2日的工作报告中称：“学生支部都有相当生活，以晓庄为最好，他们的工作是农运。”晓庄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充分肯定。

　　1930年2月，刘季平调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南京市委安排他到上海学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他回到南京后，即指示晓庄支部牵头发起成立南京分会，有二百多人参加成立大会。时任江苏省委农委主任的陈云在考察南京党的工作后表示：“争自由的斗争有七个学校有了群众基础，其中以晓庄为最好。”4月5日，晓庄支部领导城内大中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军舰停泊长江；在“红五月运动”中，以晓庄支部为骨干的革命青年学生，执行省委和市委部署，举行飞行集会，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晓庄师范，逮捕了三十多名进步学生，其中石俊、胡尚志、叶刚等10名党团员惨遭杀害。

　　陶行知同情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他在《护校宣言》中痛陈“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宣称“晓庄是同志的结合，不是少数个人的私有品，拘捕几个人，不能叫他根本动摇”。他坚信晓庄的“种子已遍撒全社会，在人所不到的地方，已经有了晓庄的生命，我们想不到人间有什么势力，可以把他们连根拔掉”。

　　左翼阵地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亲手创办的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平日爱护的热血青年相继被逮捕和杀害，自己也遭通缉而流亡日本。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陶行知反省在晓庄师范超然于政治之上的教育救国理想，转而对现实政治表示严重关切。1931年春，他秘密回到上海，在“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下，与党领导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加入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

　　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秘密聘请陶行知和黄炎培、戈公振一起担任总管理处顾问，推动报纸舆论积极转向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1931年9月起，陶行知以《申报·自由谈》栏目为阵地，用笔名“不除庭草斋夫”连续发表一百多篇杂文，其中有半数篇章抨击国民党政权。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针锋相对地提出“安内必先攘外”，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进步民众的压制；针对考试院长戴传贤“救国不忘读书”的谬论，鼓励青年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支持他们的爱国运动。

　　1932年春，在冯玉祥的推动下，国民党取消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令，他得以公开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因为当局拒绝发还晓庄师范校产，徐明清、王洞若、张劲夫、董纯才、戴自俺、孙铭勋、张健等一群晓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齐聚上海，跟随陶行知继续开展生活教育实验，先期创办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后又在上海农村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光华工学团，在市内创办女工学校、劳工幼稚园，开展工农教育运动。

　　刘季平当时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负责教育新闻方面的工作，与陶行知及晓庄同学的联系更加紧密。陶行知领导的上述教育机构成为党领导的“左翼教育者联盟”的核心力量，徐明清和王洞若先后担任“教联”负责人。同年，刘季平被捕入狱，陶行知闻讯立即筹措五百大洋聘请律师为其辩护。1935年徐明清被捕后，他又全力设法营救。许多晓庄同学一边团结在陶行知周围，一边负责“教联”的工作，这期间许多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陶行知从他们身上更加真切地了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

　　1933年3月，陶行知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百余人共同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活动，联名发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缘起》，宣称“致真挚之敬意于此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校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壁垒”。

　　1934年，针对蒋介石强行兜售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文化教育界出现一股尊孔读经、复兴文言的逆流，陶行知与《共产党宣言》中文译者陈望道先生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著文力倡“知识分子参加大众生活，在大众语演进的基础上努力写作语文合一的大众文”，同时主张“将生活符号普及于大众，使大众自己创造出语文合一的大众文”。

　　1935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又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迅速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同年12月12日，陶行知与马相伯、胡愈之、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抗日主张。沈钧儒回忆说，宣言“最初是陶先生、胡愈之先生和我同在吕班路胜利饭店约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广泛签名发表的”。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陶行知草拟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2月，以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机构为核心成立国难教育社，通过《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张劲夫在国难教育社担任党团书记。

　　海外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15人被推选为常务委员。7月15日，香港《生活日报》刊发了救国会四位领导人联署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陶行知在《团结御侮文件》序言中说：“团结御侮一文，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经我修改，与邹韬奋先生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

　　在联署文章发表前四天，陶行知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年会；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刊发了毛泽东回应章、陶、邹、沈四先生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表示“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25日，《救国时报》以《欢迎陶行知先生游欧》为题，介绍他此次欧美之行的目的，除参加新教育年会外，还将游历欧美各国，向国际社会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大众文化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虚伪宣传，让世界爱好和平的公正人士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1936年9月3日，陶行知和钱俊瑞、陈铭枢、王礼锡、熊式一等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联名致信大会主席，“恳切要求国际和平会议尽速派遣代表来华，以便在全体会议和中国全国委员会之间起联络作用”，认为“采取此一步骤将大大便利和促进争取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

　　陶行知在欧美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向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全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成立全欧、全美华侨救国会。1936年9月20日，他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就《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再度作了说明，指出首先要停止内战，军队的责任是保护国家领土，不是用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其次是抗日不可以由国民党一党包办，而是要全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再次是强调要相信民众的力量，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陶行知还拜会各国进步团体，广泛结交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寻求他们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有关于美、英等国输往日本军需材料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37年6月初出版的美国参议院公报上，引起美国朝野极大的震动，有力推动了相关国家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1937年12月13日，他通过自己的导师、哥伦比亚大学享誉世界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拉·甘地等世界知名学者和政治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又称《杜威宣言》，“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出卖及运送军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卫，直至日本撤退它在华的一切武力及放弃它的征服和政策而后已”。

　　在《救国时报》总编吴玉章的陪同下，陶行知先后于1936年10月30日和1937年2月15日两次到伦敦公墓敬谒24748号马克思墓，并写诗说：“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1938年6月25日回国前夕，他第三次前去瞻仰马克思墓，深切表达对马克思的崇敬之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之意。

　　1938年8月31日，陶行知返抵香港，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受到社会各界和共产党人的高度肯定。9月2日，香港各界举行隆重的欢迎会，邓颖超、何香凝、何艾龄等数百人出席。10月1日抵达汉口，次日《新华日报》以《陶行知先生昨归国抵汉，谈各国援华运动》为题，热烈报道他在海内外的宣传活动。10月5日，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介绍国内抗战形势以及延安解放区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当天备忘录中写下了“关于陕北情形，蒙其指示甚多”的文字。

　　一面旗帜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战争难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这所学校接纳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员，许多重要职位均由他们担任。陶行知邀请吴玉章、秦邦宪等中共高级干部来校讲学，同南方局正副书记周恩来、董必武交往密切。1940年9月23日，周恩来携邓颖超专程访问育才学校，为孩子们题词“一代胜过一代”。育才学校实施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与当年自由办学的晓庄师范判然有别，学校戏剧组、音乐组多次在重庆演出，美术组还在重庆举办多次画展，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战建国和民主运动。

　　陶行知1938年起担任国民政府第一届和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建言国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在备忘录上全文抄录南京汪伪政权1月17日的广播通讯，悲愤地写下了“亲痛仇快”四字。同年3月，与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文化界进步力量，支持共产党全民族抗日主张，呼吁加强国内团结，实践民主精神，同国民党专制政治进行斗争。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人同声相应，在重庆和上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的运动。1945年6月下旬，他与沈钧儒、张申府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两先生及各位友好多年来坚持国家人民立场，力促国家社会进步，群伦崇行，国之依赖”，同时表示“倘得舟车之便，愿来延面领明教”。他虽然没有能够到访延安，但在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穿梭往来为和平奔走效力。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他与社会各界人士到机场欢送，并与毛泽东、张治中等合影留念。11月创办《民主教育》月刊，发表《民主》《民主教育》两篇文章，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须包涵：一、政治民主；二、经济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会民主；五、国际民主”，认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

　　国民党当局罔顾国内空前高涨的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运动，秘密杀害民主人士闻一多和李公朴，在昆明制造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陶行知勇敢地走上街头，与重庆各界人士一起在长安寺公祭昆明惨案中被害师生，国民党特务又制造了较场口惨案。

　　1946年4月，育才学校搬迁抵达上海后，深受上海人民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运动的影响，陶行知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到学校、工厂、街头发表100多场演说。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在有10万民众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和平民主不可分，我们不但要停止内战，而且要争取民主。”25日，他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美军立即撤离中国，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直待停战及联合政府之实现”。

　　陶行知在上海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辞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分别电唁陶行知先生家属，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持续刊发纪念文章，报道延安、重庆、上海、纽约等地举行的纪念活动。特别是8月11日，延安举行两千余人的纪念大会，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发表长篇讲话，肯定陶行知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会起，他的政治立场就非常显明了，“在政治上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他从“多年实际经验中深切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了解了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共产党的主张正确，共产党在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奋斗时坚强不屈，所以不怕一切诬蔑压迫与共产党携手奋斗”。最后，陆定一发出号召：“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

　　陶行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至今仍然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激励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致力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作者：王文岭，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著有《陶行知年谱长编》；凌文，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10日 11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