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图为钱穆著作《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史导论》。

　　钱穆（1895-1990）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主要以研治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主。借助于文化来研究历史，是钱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士”，并以此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作为阐释国史的依据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这些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秦之统一，南北朝世运之支撑，传统社会之赓续，学术文化之传承，全靠士阶层之担当与坚守。在钱穆看来，“士”对于秦之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钱穆认为，魏晋之后南北朝“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不过钱穆认为，政府贫弱并不影响学术发展，只因士阶层在朝廷养士尊士的风气中复兴起来，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转益兴盛。元清两代，蒙、满入主中原，社会局势大变，但在钱穆看来，由于士阶层的坚守，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还是依然保持、传承了下来。

　　其二，东汉王室之倾覆，魏晋清谈之祸国，中唐至五代之“黑暗社会”，明代政治之下滑皆由士之离心力渐长、崇尚清谈、轻薄及不受重用所致，尽管终未致传统社会崩溃，文化命脉全绝。钱穆认为，东汉末年王室之倾覆，并非由于黄巾军所致，而实为当时名士之离心力逐渐长成的结果。魏晋时期的分裂局面，在钱穆眼中亦是此一时期的名士清谈祸国的结果。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为士阶层参与政治、进入社会领导中心广开进路，此后之社会似应渐趋开明。钱穆从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士人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明代政治“走上歧途”，是由明太祖以一己私意，逆“尊师相，抑君权”之历史潮流而动，对士人的抑制造成的。

　　“以士释史”之依凭：“历史即文化”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释史”？其理论依据何在？这对于他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以及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将历史与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由于钱穆主张“历史即文化”，故研究历史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即研究历史背后的文化精神。而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要就体现在士阶层上。所以，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就应从其历史的领导精神，也即“士”精神入手。也即，只有从“士”入手，才能探究到本国历史的深意。

　　对于钱穆而言，“历史即文化”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有关人生之事，还在于它们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既然研究历史，就应找寻历史之精神，而中国历史之精神，即中国文化之精神。那么，何为中国文化精神？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而这种道德精神主要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身上。钱穆认为：“士”十足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之完整性，担负着中国社会人群之所以成其为社会人群之“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分说明了“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所在。钱穆还曾多次强调“士”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认为“士”的精神与传统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传统。对于钱穆来讲，“士”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即中国历史精神。而他又认为：“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就具体体现在“士”的精神上。所以，钱穆认为：“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对于钱穆而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那么，由“士”切入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观察，但也夸大了“士”的影响力

　　基于中、西方历史之不同，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据于西方观念，而应诉诸本国史实，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史所持的一贯立场：“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出于对晚清民国史学界“革新派”据西方观念附会中国历史之做法的反驳，加上他意识到历史受文化之影响最大，钱穆从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寻求到了阐释本国历史的根据，即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而这种以“士”来阐释本国历史的做法，又能很好地展现出本国历史的系统性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这对于“缺乏系统，无意义”的“考订派”史学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作用。所以说，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是在对“革新派”和“考订派”的批评和纠偏中形成的。

　　钱穆由士阶层及其所持守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观念，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无论如何不会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从中国文化及政治观念来说明中西方历史演进差异的做法，是一个非常独到的观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过，钱穆在此论说过程中亦同样夸大了“士”的影响力。士阶层所奉行的文化精神和经济观念，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究竟占据多大的分量，还需进一步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工商业未及西方那样发达，也未必全是由“士”精神所致，如地理环境也会有所影响。黄河、长江等江河两岸地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耕种，为中国农业发展、以农立国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其实，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中、西方文化分别定位为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时也已注意到了这一点。钱穆主要以“士”来论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反映出他过于强调“士”在中西历史演进差异中的影响。（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